检索西藏历史：
历代中央政府的佑护保证了西藏的稳定发展 （上篇）
文/闲数落花
当西方的政客与新闻媒体在大肆鼓吹“西藏独立”，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也企图用恐怖手段来实现“独立”美梦的时候，他们的言行已经不是数典忘祖的可笑，而是背弃历史、毁灭祖宗的可悲！因为，西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中华民族大家庭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由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实施的决策领导和关爱佑护，才保证了西藏的统一、稳定和发展的历史。
笔者最近再次沿着西藏历史的轨迹检索，从铁的史实记载中，切实感受到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西藏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几起几落。这就是西藏社会历史所经历过的几次繁荣发展与混乱衰败，都和历代中央朝廷政权所给予的支持与否密切相关，也与祖国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中央政权稳定而强盛，并给予西藏地方政权强力支持与佑护，汉藏民族在“和同如一家”亲情中相互促进、共谋发展；而在西藏社会衰败动乱时，也是中原地区陷入内乱或社会动荡，中央朝廷懦弱腐败或自身难保的状态。而为西藏社会收拾混乱残局、实现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的关键举措，都离不开历代中国中央朝廷政权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铁的历史事实吧——
无论是检索关于西藏的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田野作业的考古证据，西藏在公元六世纪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没有族群的势力或地域的政权。直到公 元六世纪后半期，才第一次有族群的头人达布聂赛以奴隶主部落的势力，占据今天的山南地区雅隆河谷流域的穷结、泽当一带，开始建立奴隶主政权，并向四周地区拓展疆土，掠夺奴隶。这个奴隶主达布聂赛，就是后来成为藏族先祖的松赞干布的祖父。
至此，西藏的历史才开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页。当英雄的松赞干布凭借他的智慧勇武，横扫西藏高原，逐渐统一了诸多原始部落，于公元633年在拉萨（古名逻些）建立了奴隶制度的吐蕃王朝。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东部的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已经进入强盛时期。而松赞干布的吐蕃王朝却刚刚起步，不仅百废待兴，而且被他征服的苏毗、羊同、党项和吐谷浑等部落奴隶主势力还随时存在有内乱分裂的危机。面对如何实施集权统治、稳定治理和发展经济的困境，年轻有为的藏王（赞普）松赞干布开始求助唐朝。
松赞干布的求助唐朝与向唐朝请婚，由于有了强盛的唐王朝的支持与佑护，不仅稳定和加强了吐蕃政权的统治，也实现了西藏社会的第一次飞跃发展。
为了加强和唐朝的亲密关系，寻求得到唐朝的支持与保护，学习汉族地区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随即不断地派遣官员到唐朝晋见朝拜，努力引进唐朝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模仿唐朝的官阶模式和官府设置。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回报松赞干布不断派官入朝、进贡效忠的忠心，在松赞干布称王的第二年{公元634年}，就曾派遣特使专程来到拉萨，对松赞干布进行宣恩抚慰，为促成初建伊始的吐蕃王朝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与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松赞干布为了进一步取得唐朝的支持，他决定以联姻通婚的方式来加强与唐朝的稳定而亲密的关系。在他多次向唐太宗请婚之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准许将其宗室侄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并派遣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率部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娇弱的文成公主肩负着唐太宗赋予的“利乐吐蕃”的使命，在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护送下，经由青海的日月山、倒淌河，直达黄河源头的柏海。此刻，松赞干布也率领迎亲队伍从拉萨远道至此，以“子婿之礼”拜见李道宗。其后，松赞干布一路恭迎和保护文成公主到达拉萨，举行盛大的婚礼。
在公元七世纪，唐朝廷决定以通婚联姻的方式来和蕃睦邻、靖边安邦，从而将吐蕃纳入中央朝廷管理序列的举措，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而松赞干布那以“子婿之礼”的庄严一拜，文成公主赴藏和亲四十年，更是让藏汉两个民族开启了“甥舅”一家亲的历史。这对于西藏进入祖国版图，对于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奠定了非常稳固的基础。对于西藏来说，唐朝廷的政治决策与关爱庇护，不仅帮助松赞干布巩固了刚建立的吐蕃政权，尤其重要的是为西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夯筑了第一道坚实的平台。正是有了唐朝廷的支持与保证，西藏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时期才得到最快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
吐蕃与唐朝联姻后，尽管双方还不是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但双方在政治上的依存关系有了很大的增进；汉族与藏族之间有了血肉相连的民族亲情。在唐高宗李治继承皇位后，进一步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的官职，并加封他的爵位为“西海郡王。这就将吐蕃王朝纳入了唐王朝的附属国藩王的序列，而松赞干布在受封后，立即向唐朝廷上书进表，表示愿意效忠朝廷，并且说：新皇帝刚刚即位，如果有人敢于趁机制造叛乱，我将率领吐蕃军与忠于皇朝的人，共同讨平叛贼。唐高宗李治为了表彰松赞干布的忠心，于公元649年特意加封他为“（此字为上‘宗’下‘贝’）王”，并且下令给松赞干布雕刻了石像，与诸多功昭日月的王侯将相的石像一起，并列陈放于唐太宗的陵墓两旁。这些铁卷丹书刻定的史实，向世界证明了早在公元七世纪中期，西藏吐蕃王朝就和中国中央政权构成了臣属关系。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期，由于他明确了与大唐朝廷的臣属关系，所以，唐朝廷与吐蕃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与巩固。双方互派官员往来，传递信息，沟通联系，中央朝廷接受吐蕃王朝的上表奏疏，不断派遣工匠与技术人员到西藏地方，协助吐蕃发展农牧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吐蕃王朝接受朝廷册封，主动进入朝廷王公大臣的班列。其后的各代吐蕃藏王（赞普）始终与唐朝廷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到松赞干布的第五代孙赤德祖赞继位，他为了得到唐朝廷的支持与庇护，再次向唐中宗请婚。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中宗再次以宗室侄女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在赤德祖赞为了表达对唐朝廷的感戴之心，给刚刚即位的唐玄宗李隆基的奏章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而今仍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由唐朝廷派出的会盟官员刘元鼎等人出使拉萨，在拉萨东郊与吐蕃王室的僧相钵阐布、大相尚绮心儿等人会盟时所勘立。当时参加会盟、勘碑、勒铭的还有100多位吐蕃贵族和地方首领。这方保留至今的丰碑，据碑文记载，它已经是第八次唐蕃会盟时所立了。碑文所阐述的藏汉甥舅亲情关系，为藏汉两个民族、为西藏和祖国“和同为一家”、“社稷如一”的政治关系立此存照。经历风雨沧桑一千多年，这方碑铭已经成为西藏隶属中国中央朝廷的政治关系，出具了铁的见证。
尽管唐蕃之间在唐代中后期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边界争端，吐蕃军队也曾攻破长安，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它，这种发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各方面的利益之争是在所难免，但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争而趋和”的相互认同。而吐蕃方面最终认识到与中原民族之间这种“和同为一家” 的亲情关系，以及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度远嫁吐蕃，中原地区的汉族先进文化与生产方式传布到了西藏，促进了西藏文化经济的发展兴旺，这就是当时汉藏两个民族至亲关系的真实历史写照。据史书记载统计，从松赞干布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进表唐朝廷开始，到唐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吐蕃王朝崩溃而进入内乱，在这长达213年的历史岁月中，唐朝廷与吐蕃王室双方互派使臣往来多达191次，其中唐朝使臣到吐蕃的66次，吐蕃王室派员到唐朝廷的125次。差不多平均在一年时间里就有一次官员的往来。中央朝廷与吐蕃王室之间的友好往来，形成了史书上赞叹的“金玉倚秀，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亲密景象。
而由于有强大的唐朝廷的支持与佑护，吐蕃王朝统治下的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是吐蕃王朝的全盛时代，也成为藏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但是，随着吐蕃王朝最后一个藏王（赞普）朗达玛在西藏僧俗之间激烈的权利争斗中，被佛教僧人刺杀身亡，曾经盛极一时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全线崩溃。
而在同时期的中原，全盛的唐王朝也开始走向衰微，其后开始了五代十国的政权纷争。宋朝虽然在“陈桥兵变”中夺得政权，但这是个先天不足的懦弱朝廷，北宋和南宋都面临着北方强大民族的入侵，自身难保，几乎无力顾及西藏。由于中原的政局混乱以及没有强大的中央朝廷的支持，西藏社会在各个大农奴主集团的相互残酷杀戮中，陷入了四百多年的内乱，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倒退。
值得历史聚焦的是，当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崩溃，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割据阶段，在陷入频繁的社会内乱中，有的大农奴主或大僧侣要自立藏王（赞普）。而吐蕃旧臣、大将伦恐热却起兵反对。他的最大理由是“无大唐册封，何名赞普？”也就是说，没有大唐朝廷的任命册封，就没有藏王“赞普”。这充分证明了西藏地方王朝和中央朝廷之间的依存关系。分裂后的西藏各个农奴主集团，在封建大农奴主割据中相互征伐残杀的四百多年里，西藏地区沦落为贫穷不堪的困境，人民陷入痛苦灾难。而西藏任何一个部落或教派的力量，都完成不了重新统一西藏的任务。
西藏地区第二次进入政权统一局面和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在祖国中原内地的朝代更替至元朝帝国的建立之后。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同年，成吉思汗率部兵临青藏高原的柴达木，致书西藏当时的佛教主教派——萨迦派大喇嘛派遣高僧到蒙古族居住地传教。公元1239年，新继蒙古大汗位的窝阔台之弟阔端再派大将多达纳波率领大军进入吐蕃。此时，西藏再度被中原强大的中央朝廷所关注。特别是在元宪宗蒙哥继承帝位后，将当今青海、四川和云南以西的广大藏、汉地区分封给他的弟弟忽必烈为领地。鉴于当时整个藏族地区还处于分裂混战之中，于是，忽必烈在公元1253年亲自率领大军远征川藏滇藏，并派精兵强将挺进西藏，扫平了吐蕃各个割据部落，结束了西藏四百多年的内战和混乱局面。
当忽必烈在公元1260年继承帝位后，他更加加强了对西藏的政权统治和地方社会管理。他一方面册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和“大宝法王”，从政治与宗教的体制上，确立了西藏的政权稳定格局。另一方面连续三次专门委派朝廷命官达门、阿贡、米林等人率部进藏，沿途设立驿站，一次比一次严格地对西藏各地进行户口清查登记，并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在北京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与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在第二次对西藏清查户籍时，忽必烈就将西藏划分为前藏与卫藏十三万户，进行属地领土分区管辖。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第三次清查西藏户籍后，西藏就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划，纳入中华民族的版图。
[未完 待续]
历代中央政府的佑护保证了西藏的稳定发展 （上篇）
文/闲数落花
当西方的政客与新闻媒体在大肆鼓吹“西藏独立”，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也企图用恐怖手段来实现“独立”美梦的时候，他们的言行已经不是数典忘祖的可笑，而是背弃历史、毁灭祖宗的可悲！因为，西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中华民族大家庭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由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实施的决策领导和关爱佑护，才保证了西藏的统一、稳定和发展的历史。
笔者最近再次沿着西藏历史的轨迹检索，从铁的史实记载中，切实感受到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西藏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几起几落。这就是西藏社会历史所经历过的几次繁荣发展与混乱衰败，都和历代中央朝廷政权所给予的支持与否密切相关，也与祖国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中央政权稳定而强盛，并给予西藏地方政权强力支持与佑护，汉藏民族在“和同如一家”亲情中相互促进、共谋发展；而在西藏社会衰败动乱时，也是中原地区陷入内乱或社会动荡，中央朝廷懦弱腐败或自身难保的状态。而为西藏社会收拾混乱残局、实现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的关键举措，都离不开历代中国中央朝廷政权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铁的历史事实吧——
无论是检索关于西藏的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田野作业的考古证据，西藏在公元六世纪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没有族群的势力或地域的政权。直到公 元六世纪后半期，才第一次有族群的头人达布聂赛以奴隶主部落的势力，占据今天的山南地区雅隆河谷流域的穷结、泽当一带，开始建立奴隶主政权，并向四周地区拓展疆土，掠夺奴隶。这个奴隶主达布聂赛，就是后来成为藏族先祖的松赞干布的祖父。
至此，西藏的历史才开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页。当英雄的松赞干布凭借他的智慧勇武，横扫西藏高原，逐渐统一了诸多原始部落，于公元633年在拉萨（古名逻些）建立了奴隶制度的吐蕃王朝。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东部的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已经进入强盛时期。而松赞干布的吐蕃王朝却刚刚起步，不仅百废待兴，而且被他征服的苏毗、羊同、党项和吐谷浑等部落奴隶主势力还随时存在有内乱分裂的危机。面对如何实施集权统治、稳定治理和发展经济的困境，年轻有为的藏王（赞普）松赞干布开始求助唐朝。
松赞干布的求助唐朝与向唐朝请婚，由于有了强盛的唐王朝的支持与佑护，不仅稳定和加强了吐蕃政权的统治，也实现了西藏社会的第一次飞跃发展。
为了加强和唐朝的亲密关系，寻求得到唐朝的支持与保护，学习汉族地区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随即不断地派遣官员到唐朝晋见朝拜，努力引进唐朝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模仿唐朝的官阶模式和官府设置。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回报松赞干布不断派官入朝、进贡效忠的忠心，在松赞干布称王的第二年{公元634年}，就曾派遣特使专程来到拉萨，对松赞干布进行宣恩抚慰，为促成初建伊始的吐蕃王朝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与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松赞干布为了进一步取得唐朝的支持，他决定以联姻通婚的方式来加强与唐朝的稳定而亲密的关系。在他多次向唐太宗请婚之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准许将其宗室侄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并派遣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率部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娇弱的文成公主肩负着唐太宗赋予的“利乐吐蕃”的使命，在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护送下，经由青海的日月山、倒淌河，直达黄河源头的柏海。此刻，松赞干布也率领迎亲队伍从拉萨远道至此，以“子婿之礼”拜见李道宗。其后，松赞干布一路恭迎和保护文成公主到达拉萨，举行盛大的婚礼。
在公元七世纪，唐朝廷决定以通婚联姻的方式来和蕃睦邻、靖边安邦，从而将吐蕃纳入中央朝廷管理序列的举措，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而松赞干布那以“子婿之礼”的庄严一拜，文成公主赴藏和亲四十年，更是让藏汉两个民族开启了“甥舅”一家亲的历史。这对于西藏进入祖国版图，对于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奠定了非常稳固的基础。对于西藏来说，唐朝廷的政治决策与关爱庇护，不仅帮助松赞干布巩固了刚建立的吐蕃政权，尤其重要的是为西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夯筑了第一道坚实的平台。正是有了唐朝廷的支持与保证，西藏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时期才得到最快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
吐蕃与唐朝联姻后，尽管双方还不是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但双方在政治上的依存关系有了很大的增进；汉族与藏族之间有了血肉相连的民族亲情。在唐高宗李治继承皇位后，进一步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的官职，并加封他的爵位为“西海郡王。这就将吐蕃王朝纳入了唐王朝的附属国藩王的序列，而松赞干布在受封后，立即向唐朝廷上书进表，表示愿意效忠朝廷，并且说：新皇帝刚刚即位，如果有人敢于趁机制造叛乱，我将率领吐蕃军与忠于皇朝的人，共同讨平叛贼。唐高宗李治为了表彰松赞干布的忠心，于公元649年特意加封他为“（此字为上‘宗’下‘贝’）王”，并且下令给松赞干布雕刻了石像，与诸多功昭日月的王侯将相的石像一起，并列陈放于唐太宗的陵墓两旁。这些铁卷丹书刻定的史实，向世界证明了早在公元七世纪中期，西藏吐蕃王朝就和中国中央政权构成了臣属关系。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期，由于他明确了与大唐朝廷的臣属关系，所以，唐朝廷与吐蕃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与巩固。双方互派官员往来，传递信息，沟通联系，中央朝廷接受吐蕃王朝的上表奏疏，不断派遣工匠与技术人员到西藏地方，协助吐蕃发展农牧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吐蕃王朝接受朝廷册封，主动进入朝廷王公大臣的班列。其后的各代吐蕃藏王（赞普）始终与唐朝廷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到松赞干布的第五代孙赤德祖赞继位，他为了得到唐朝廷的支持与庇护，再次向唐中宗请婚。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唐中宗再次以宗室侄女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在赤德祖赞为了表达对唐朝廷的感戴之心，给刚刚即位的唐玄宗李隆基的奏章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而今仍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由唐朝廷派出的会盟官员刘元鼎等人出使拉萨，在拉萨东郊与吐蕃王室的僧相钵阐布、大相尚绮心儿等人会盟时所勘立。当时参加会盟、勘碑、勒铭的还有100多位吐蕃贵族和地方首领。这方保留至今的丰碑，据碑文记载，它已经是第八次唐蕃会盟时所立了。碑文所阐述的藏汉甥舅亲情关系，为藏汉两个民族、为西藏和祖国“和同为一家”、“社稷如一”的政治关系立此存照。经历风雨沧桑一千多年，这方碑铭已经成为西藏隶属中国中央朝廷的政治关系，出具了铁的见证。
尽管唐蕃之间在唐代中后期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边界争端，吐蕃军队也曾攻破长安，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它，这种发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各方面的利益之争是在所难免，但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争而趋和”的相互认同。而吐蕃方面最终认识到与中原民族之间这种“和同为一家” 的亲情关系，以及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度远嫁吐蕃，中原地区的汉族先进文化与生产方式传布到了西藏，促进了西藏文化经济的发展兴旺，这就是当时汉藏两个民族至亲关系的真实历史写照。据史书记载统计，从松赞干布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进表唐朝廷开始，到唐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吐蕃王朝崩溃而进入内乱，在这长达213年的历史岁月中，唐朝廷与吐蕃王室双方互派使臣往来多达191次，其中唐朝使臣到吐蕃的66次，吐蕃王室派员到唐朝廷的125次。差不多平均在一年时间里就有一次官员的往来。中央朝廷与吐蕃王室之间的友好往来，形成了史书上赞叹的“金玉倚秀，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亲密景象。
而由于有强大的唐朝廷的支持与佑护，吐蕃王朝统治下的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是吐蕃王朝的全盛时代，也成为藏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但是，随着吐蕃王朝最后一个藏王（赞普）朗达玛在西藏僧俗之间激烈的权利争斗中，被佛教僧人刺杀身亡，曾经盛极一时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全线崩溃。
而在同时期的中原，全盛的唐王朝也开始走向衰微，其后开始了五代十国的政权纷争。宋朝虽然在“陈桥兵变”中夺得政权，但这是个先天不足的懦弱朝廷，北宋和南宋都面临着北方强大民族的入侵，自身难保，几乎无力顾及西藏。由于中原的政局混乱以及没有强大的中央朝廷的支持，西藏社会在各个大农奴主集团的相互残酷杀戮中，陷入了四百多年的内乱，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倒退。
值得历史聚焦的是，当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崩溃，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割据阶段，在陷入频繁的社会内乱中，有的大农奴主或大僧侣要自立藏王（赞普）。而吐蕃旧臣、大将伦恐热却起兵反对。他的最大理由是“无大唐册封，何名赞普？”也就是说，没有大唐朝廷的任命册封，就没有藏王“赞普”。这充分证明了西藏地方王朝和中央朝廷之间的依存关系。分裂后的西藏各个农奴主集团，在封建大农奴主割据中相互征伐残杀的四百多年里，西藏地区沦落为贫穷不堪的困境，人民陷入痛苦灾难。而西藏任何一个部落或教派的力量，都完成不了重新统一西藏的任务。
西藏地区第二次进入政权统一局面和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在祖国中原内地的朝代更替至元朝帝国的建立之后。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同年，成吉思汗率部兵临青藏高原的柴达木，致书西藏当时的佛教主教派——萨迦派大喇嘛派遣高僧到蒙古族居住地传教。公元1239年，新继蒙古大汗位的窝阔台之弟阔端再派大将多达纳波率领大军进入吐蕃。此时，西藏再度被中原强大的中央朝廷所关注。特别是在元宪宗蒙哥继承帝位后，将当今青海、四川和云南以西的广大藏、汉地区分封给他的弟弟忽必烈为领地。鉴于当时整个藏族地区还处于分裂混战之中，于是，忽必烈在公元1253年亲自率领大军远征川藏滇藏，并派精兵强将挺进西藏，扫平了吐蕃各个割据部落，结束了西藏四百多年的内战和混乱局面。
当忽必烈在公元1260年继承帝位后，他更加加强了对西藏的政权统治和地方社会管理。他一方面册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和“大宝法王”，从政治与宗教的体制上，确立了西藏的政权稳定格局。另一方面连续三次专门委派朝廷命官达门、阿贡、米林等人率部进藏，沿途设立驿站，一次比一次严格地对西藏各地进行户口清查登记，并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在北京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与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在第二次对西藏清查户籍时，忽必烈就将西藏划分为前藏与卫藏十三万户，进行属地领土分区管辖。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第三次清查西藏户籍后，西藏就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划，纳入中华民族的版图。
[未完 待续]
插入图片
选择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