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学家谈迁及其著作《国榷》
谈迁资料：
谈迁(1594-1658)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海宁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附《清史稿》所载其传如下：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
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谈迁诗选：
渡 江
大江骇浪限东南，当日降帆有旧惭。
击楫空闻多慷慨，投戈毕竟为沉酣。
龙天浩劫馀孤塔，海岳书生别旧庵。
闻道佛狸曾驻马，岂因佳味有黄柑？
广 陵
南朝旧事一芜城，故国飘零百感生。
柳影天涯随去辇，杨花江上变浮萍。
远山依旧横新黛，断岸还看散冷萤。
今日广陵思往事，十年前亦号承平。
《国榷》资料：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于史，鉴于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奋重写，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後。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
《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文/不网
读了两篇关于明末历史家谈迁的文章，深受感动。执著中的一再坚持，挫折中的坚定信念，让我受益甚深。
谈迁的自小家里很穷，天资又不高，这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他悟性差，没有捷才还显愚钝，这怎么做历史学家？大家知道，古代写史需要博览群书，具有博古通今的才干才能在写史方面拙此一笔。古代，没有图书馆，没有导师，也没有网络，收集史料全凭自己藏书，或者与学识才智不相上下，志同道合的朋友间互通互用。谈迁一介贫寒穷书生，没有达官贵人、富家华衣的朋友。当时便以权贵为荣，巴结宦官为活动，谁还想结识穷书生？家里也只有几亩薄田，买不起珍本、善本，也没有人肯借给他。谈迁就想了个笨办法：抄。谈迁的记性不好，有时听到别人讲的逸闻趣事，听得高兴便拍掌称快，如没纸墨在身边，没有及时记录下来，过几天就根本记不起这些趣事来。这样的记忆可想而知，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不过，天生努力好学的谈迁并没有被他的恶劣的记性所难倒，那他怎么克服自己致命的缺点呢？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听到什么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事，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笔记下来，回去整理，占为己有。这可真是一个好习惯，“习惯成自然”，好习惯自然要延续下来。
当时杭嘉一带学风旺盛，涌现出许多私人藏书家，当时都是些权贵之人。谈迁就到这些人家里打工，帮主人抄抄写写。条件是晚上可以看主人的藏书并被允许可以抄下来。这种方式，当时叫做“佣书”。天启二年到三年（1622-1623），他在嘉兴的一个藏书家家里住了两年，白天做工，晚上抄书。天启五年（1625年）抄“客凤林徐氏”，天启六年“客同邑徐氏”，甚至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在嘉兴，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就这么靠着“佣书”，谈迁在五年间居然搜集了一百多种明代史籍。真是让人叹威！他是在怎样的坚持下，不要佣钱，白白用自己6年的青春去完成抄录的。是信念在支持他，坚忍不拔的力量让他坚持了6年之久。
读书人有点迂，像宋代王安石，垢头蓬面地读着书，全然不顾自己的外表形象，只顾着时间读书了，哪有时间和闲情注意这些呢？谈迁则是特别的迂。他在当时就有好几个绰号“木强人”，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反应迟钝，脾气倔强吧。一个是“汉阴丈人”，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内容说汉阴有一老人，挖了一条通向水井的隧道，抱着个坛子装水浇灌。后人便用汉阴丈人指那些事倍功半、枉费精力不讨好的笨人，这用在谈迁身上也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还有是“愚公移山”，把谈迁比作一己之力欲移太行、王屋两山的北山愚公。这里是指在南明弘光年间，当朝宰相高弘图很赏识谈迁地才学品德，一再要推荐他做中书舍人等职官。这对于贫困交加的谈迁可以说是雪中送炭，算上美差了，但谈迁拒绝了，说：“以贫骨一具，第安之耳”（我天生的穷命，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现在想来，可能谈迁并非不想早日脱贫、遭受困苦，只是一旦封官上任后，每天便会陷入繁琐的官司事务中，没有时间和精力，自然就无法完成自己写史书的愿望了，拒绝受命。这在当时世人看来，可能是愚蠢的行为，才被比作愚公。
又穷又迂，记忆又很差，最后却成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因为谈迁身上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品质，那就是超强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下面这段小故事，更加突显他身上那种坚韧的性格。
顺治四年（1647年），有小偷潜入谈迁家中，大概见他这穷书生没什么值钱的家当，便顺手牵羊把谈迁的书稿《国榷》偷走。自己艰辛付出了26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这对谈迁来说，如遭受晴天霹雳啊。差不多同时，大学者钱谦益的住所也失火，烧毁了钱谦益正在撰写中的250卷《明史》稿，其受此打击，一蹶不振，从此潜心修佛，不再从事明史的研究。绝顶聪明的钱谦益，无法容忍把做了十几年的事再重做一遍，而迂昧的谈迁却更无法容忍一件事开始了却没有结果的让它结束，他做出了瞬间的决定：重写。于是，当时已54岁的谈迁重新背着包袱、纸笔、干粮再次开始了他借辛苦的路。给别人当活计，借书、抄书、写书的历程。不错，当平静、安逸、时，应保持小心谨慎的行事；当被难以遇料的事所困时、被突然袭击时，又应保持自己的镇静与坚强不屈。于是，谈迁把人生遇到的崎岖和坎坷，化为力量，重新做出了决策：重抄书，完成心中神圣的理想。这样的毅力有谁能坚持？是震憾是感叹？恐怕已经不是不能再用“迂”字所能形容概括的了吧。
其中有一个小插曲：为了掌握已死的崇祯皇帝临死前的第一手资料，谈迁不惜奔波数百里去昌平县银泉山找守陵人、找为崇祯守陵的宦官。当时谈迁已是一个61岁的老人，三天步行数百里，只为了解一段真实的史料。
这样的毅力与决心，恐怕是年轻人也要落乎其后的。在这样持之以恒的坚定下，又有什么事做不成呢？很多时候，成功缺少的往往不是身世和生活环境，而是生存的信念和自己永不言弃、不松不懈坚持的那种力量。也许我们在平淡的生活中，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就以为是万事无忧。但这并不是长久不变的，世态万千，瞬息万变，当我们身边降临了灾难，要若无其事的勇敢接受并去征服。
PS：上帝赋予我们美好的事物，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相信自己，我行、我能，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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