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之前，曾受到广泛的质疑，并为变法的合理性展开过一场辩论。政敌甘龙之流的论点是，只要因循守旧、按照祖宗的规矩做事，就可以了。商鞅断然否认这些愚蠢的浅见，说，这些蠢人自然谁都不想改变，都想按照旧有的一套做事的；所以，变法之时，“民可以乐其成而不可虑其始”。
腐儒们尽可以在商鞅头上加上几等罪名，其中一等就是对“民”的蔑视，正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但抛开这些成见，仔细分析、体味里面所蕴含的对人性心理的洞察，你会惊异地发现商鞅的思想和变法里，包含了许多直到现代也不过时的宝贵的理念。
我们看商鞅变法的内容，对旧有的体制，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彻底、根本、激进的，他的变法不是改革，而是不流血的革命。他的做法最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可他在世的日子里，却迅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革之初怨声载道的“民”众，也在分享改革成果后“大悦”，应了商鞅的“民可以乐其成而不可虑其始”的预言。应该说，变法是成功的；什么原因呢？他不仅仅提出了一套制度和目标，而且配备了一整套严厉的奖惩体制。儒家也讲奖罚，但因人成事，总希望以仁义敷衍了事；道家也讲奖罚，但是“奖善惩恶”，善恶标准模糊，并且最好就是什么也不做，刑法最好是放在一边的摆设。而商鞅的奖惩体制，是一套完整与其“绩效”如军工、刑罚等密切挂钩的实施方案，犯法了，王子也得受罚；立功了，平民也可受爵。这里面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使这种平等是非常有限度的；这就是其改革能够在破坏许多既得利益、受到极大阻挠后仍能取得成功的根源所在。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或政府真正地将“绩效”与“奖惩”挂钩。
所以，商鞅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人的心理，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只要将利益摆在前头，人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行；只要将鞭子放在后面，自然也就没有人敢掉头。可笑腐儒一味在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样的圈里打转，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怎样评判善恶，更不知道怎样奖善，怎样惩恶；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树立起一套完整的绩效体系；对他们而言，好像只要满嘴道德仁义，就可以获得嘉奖，就可以高高在上、天下就安枕无忧了。其实，正如林语堂在其传世的《吾国吾民》中一针见血地所言，如果讲仁义有用的话，中国讲了几千年仁义道德，早就是圣贤之邦了，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乌烟瘴气啊。
但这说的是那一般的腐儒。孔老夫子本人很有见地，他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中人，我看就是“众人”，“以下”，是一个“小于等于号”；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将这句话理解为教育要因人施教，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句话跟“民可以乐其成而不可虑其始”实有同工异曲之妙。同样的将智力学识较低的民众踢出决策层之外，而指引之直接的行动方案，是能取得较好效果的。
我以为，孔子其实也是提倡“法治”的，他的法就是“周礼”；只是他不能提出一套周礼实施的具体标准，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具体的奖惩措施，这才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怎么看都不是回事，怎么看都像是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学。“中人以下”，由于在道德、学识和才干上存在先天白痴、后天残疾的缺陷，根本不可能担负起国家的大任；这是事实，而不是什么阶级论调。不是说给你“语上”，你就能领悟的；而是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领悟能力。因此，这些人只能担任普通的职业和职位。孔子虽然没有提出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奖惩措施，但这并不是说他对人性没有洞察力。他最终搬出了刑和礼两样利器，来代替具体的奖惩。他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大夫”，由于受了仁义道德的熏陶，以周礼规范之；而“庶人”们，则只能老实不客气地以刑罚来约束其行为了——这个“庶人”，就是“中人以下”——这样一来，谁还不削尖了脑袋要去做大夫；不幸不够聪明，做了庶人，谁不想尽了办法避免刑法？这样一来，岂不歌舞升平，天下太平？
我想起现代管理中的 xy理论。道格拉斯在他的《企业的人性面》提出：传统理论把人看作天性厌恶工作，逃避责任,不诚实和愚蠢等。因此，必须采取强制、监督、 惩罚的方法，这就是 “X” 理论。与之相对的是“Y”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会视工作为一种得到满足的因素，就能主动把工作干好。我们比较一下，商鞅和孔子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人性的X和Y两个方面，只不过，在强制和监督、惩罚方面，商鞅比孔夫子严酷不止百倍，孔夫子的仁慈、劝谕和教诲在许多时候甚至于让中国人变得是非不分；而在“创造条件”上，孔夫子又远不如商鞅能够提出那么多的奖励方案。所以，商鞅下辖的民众，效率极高，短短几年就将积弱的秦国变成富强之国；而孔夫子思想感化下的中国，却慢慢地成了一个巨大的“酱缸”（柏杨先生形容），既不能把工作做好，也不会在犯错之后受到惩罚，其效率低下、结构臃肿、体制无力、人治混乱等等弊病也就理所当然并且被无限放大了。
悲哀的是，严厉的商鞅短命，虽然这几年好像有还魂的迹象，但我断言他在中国永成不了气候。而厚道的孔夫子却活成了老僵尸，并且近几年好像越活越有力气了，又大有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趋势了。
腐儒们尽可以在商鞅头上加上几等罪名，其中一等就是对“民”的蔑视，正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但抛开这些成见，仔细分析、体味里面所蕴含的对人性心理的洞察，你会惊异地发现商鞅的思想和变法里，包含了许多直到现代也不过时的宝贵的理念。
我们看商鞅变法的内容，对旧有的体制，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彻底、根本、激进的，他的变法不是改革，而是不流血的革命。他的做法最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可他在世的日子里，却迅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革之初怨声载道的“民”众，也在分享改革成果后“大悦”，应了商鞅的“民可以乐其成而不可虑其始”的预言。应该说，变法是成功的；什么原因呢？他不仅仅提出了一套制度和目标，而且配备了一整套严厉的奖惩体制。儒家也讲奖罚，但因人成事，总希望以仁义敷衍了事；道家也讲奖罚，但是“奖善惩恶”，善恶标准模糊，并且最好就是什么也不做，刑法最好是放在一边的摆设。而商鞅的奖惩体制，是一套完整与其“绩效”如军工、刑罚等密切挂钩的实施方案，犯法了，王子也得受罚；立功了，平民也可受爵。这里面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使这种平等是非常有限度的；这就是其改革能够在破坏许多既得利益、受到极大阻挠后仍能取得成功的根源所在。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或政府真正地将“绩效”与“奖惩”挂钩。
所以，商鞅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人的心理，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只要将利益摆在前头，人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行；只要将鞭子放在后面，自然也就没有人敢掉头。可笑腐儒一味在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样的圈里打转，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怎样评判善恶，更不知道怎样奖善，怎样惩恶；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树立起一套完整的绩效体系；对他们而言，好像只要满嘴道德仁义，就可以获得嘉奖，就可以高高在上、天下就安枕无忧了。其实，正如林语堂在其传世的《吾国吾民》中一针见血地所言，如果讲仁义有用的话，中国讲了几千年仁义道德，早就是圣贤之邦了，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乌烟瘴气啊。
但这说的是那一般的腐儒。孔老夫子本人很有见地，他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中人，我看就是“众人”，“以下”，是一个“小于等于号”；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将这句话理解为教育要因人施教，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句话跟“民可以乐其成而不可虑其始”实有同工异曲之妙。同样的将智力学识较低的民众踢出决策层之外，而指引之直接的行动方案，是能取得较好效果的。
我以为，孔子其实也是提倡“法治”的，他的法就是“周礼”；只是他不能提出一套周礼实施的具体标准，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具体的奖惩措施，这才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怎么看都不是回事，怎么看都像是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学。“中人以下”，由于在道德、学识和才干上存在先天白痴、后天残疾的缺陷，根本不可能担负起国家的大任；这是事实，而不是什么阶级论调。不是说给你“语上”，你就能领悟的；而是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领悟能力。因此，这些人只能担任普通的职业和职位。孔子虽然没有提出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奖惩措施，但这并不是说他对人性没有洞察力。他最终搬出了刑和礼两样利器，来代替具体的奖惩。他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大夫”，由于受了仁义道德的熏陶，以周礼规范之；而“庶人”们，则只能老实不客气地以刑罚来约束其行为了——这个“庶人”，就是“中人以下”——这样一来，谁还不削尖了脑袋要去做大夫；不幸不够聪明，做了庶人，谁不想尽了办法避免刑法？这样一来，岂不歌舞升平，天下太平？
我想起现代管理中的 xy理论。道格拉斯在他的《企业的人性面》提出：传统理论把人看作天性厌恶工作，逃避责任,不诚实和愚蠢等。因此，必须采取强制、监督、 惩罚的方法，这就是 “X” 理论。与之相对的是“Y”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会视工作为一种得到满足的因素，就能主动把工作干好。我们比较一下，商鞅和孔子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人性的X和Y两个方面，只不过，在强制和监督、惩罚方面，商鞅比孔夫子严酷不止百倍，孔夫子的仁慈、劝谕和教诲在许多时候甚至于让中国人变得是非不分；而在“创造条件”上，孔夫子又远不如商鞅能够提出那么多的奖励方案。所以，商鞅下辖的民众，效率极高，短短几年就将积弱的秦国变成富强之国；而孔夫子思想感化下的中国，却慢慢地成了一个巨大的“酱缸”（柏杨先生形容），既不能把工作做好，也不会在犯错之后受到惩罚，其效率低下、结构臃肿、体制无力、人治混乱等等弊病也就理所当然并且被无限放大了。
悲哀的是，严厉的商鞅短命，虽然这几年好像有还魂的迹象，但我断言他在中国永成不了气候。而厚道的孔夫子却活成了老僵尸，并且近几年好像越活越有力气了，又大有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趋势了。
引用 无忧郡主 (39968886)在 2008年6月8日 13:31:46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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