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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宋以降，历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至于仁宗，半百承继，文事斐然。尊文、建阁、纂书、兴举，千载文明，得以续波，启宋调之正弦，开春秋之始音。其中尤以文士重言为要冲，编撰传奇之风益盛。古为传奇，或曰志人之传奇，或曰志怪之传奇也，前者遍载于时人笔记，《世说》、《文苑》已近蔚然，吾尝观宋文荟萃，自《广记》始末，有评录者甚众，前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后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其间常以寻访闻见为书，品量人事，丛脞不次，借以规劝。然今人所借指其事，如前六家、三苏、四书、二程、东南三贤、后四家、四学士芸芸，千百年来论及宋人，多从于此。宋之文教，远功于唐，明人宋濂谓之："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文化大同，无论士民，犹歛之醇醴，趋于饱满。精英之士，代有人出，浩如烟海，泛泛难尽，岂能为之一一显名也哉？是故乃效元人之《录鬼簿》，辑剪片言，并发一论，唯恃才为先，敬之切之，以窥其邃，藏拙现巧，不得而妄言矣。
皇唐二百八十年，柳氏家门世有贤。——柳开书一
柳开焚家
柳开，字仲途，大名人。北宋开宝进士，官殿中侍御史。平生颇好结交，乐助人，重义气；赖家财雄厚，时常周济贫寒之士，人称古道热肠。早年，其叔父主持家政，钱财把持甚严，柳公用度亦每受限制。某岁，寒士赵某云游四方，适叩柳公。彼此一见如故，相与甚洽。柳公知其囊中拮据，有心资助。索于叔父，其不予。柳公恼甚，乃于夜半纵火烧自家屋舍。幸扑救及时，未成巨灾。事后，叔父得知原委，惊骇益怕，即出钱赠赵某。此后，柳公再有施财之举，叔父不敢为难，悉听其愿。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
柳开其人，一生使气自负，性唯直，独谦卑于道义以自居。一生草芥，然所述之言深俱大统。“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肩愈”，“绍元”的名头便可知其平日颇以韩柳古贤自况。其乃以文章名世，追效韩柳，倡古文，开宋初古文之先河。然时人常讥其抱残守缺，不时实务，处士潘阆曰：“公性燥暴，不奈人戏。”上官融亦于《会友谈丛》借故讽曰：“虽能言，而不能行之。”针对此上种种异议，柳开反曰：
“苟不从于吾，非吾不幸也，是众人之不幸也。吾岂以众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纵吾穷饿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岂能穷饿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子不思其言，而妄责于我。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河东先生集·应责》）
此举乃是说你们批判我，不是因为我所推崇的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出了问题，而是授业领悟的人出了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仅仅是出在你们这些人身上，那是你们的不幸，我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把你们的不幸建立在我身上。于此，这位“先圣人之所公传者”的脾性可见一斑。
有人说，柳开是一个一味尊崇主流意识形态而排除异己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赤裸裸的封建卫道士，殊不知北宋初年，晚唐五代士人遗风犹存，文学上，杨亿一干人乘势捣鼓西昆体，点缀太平，不思进取，在政治上，文官制度仍没有施行，对此柳开曾撰文曰：
“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则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众从之矣；不得其位则以书于后，传授其人，俾知圣人之道宜行，尊君敬长，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也。是吾行之，岂有过哉！”（《河东先生集·应责》）
恰恰相反，柳氏看到国之初立，文之糜伤，国家之稳定与发展已成为天下首任，而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体制，与之相匹配的仕官制度之完备是必不可缺的。针对当时割据日久，文治松弛的政治格局，柳氏充分借鉴了汉初尊儒的做法，提出了恢复选仕制度的可能，力主借此力排体制之纷争，使大一统的国家局面快速步入正常的运作轨道，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举措。而体制的最终建立，思想当为先行，柳氏此番言论受到了安于现状一派的多方耻讽，却得到了朝野众多有识之士的肯定与发扬。古朴实用，侧重论道的风气自此渐为流传，直至前宋鼎盛，于欧阳修与苏轼之处得以最终的发扬光大。其中正是身在草野的他少有的一点儿怀疑，成就了其自身这样一个力挽狂澜、狂狷不羁的读书人，此举恰恰反映了柳氏思想中的反现实，反权威的一面。而其所为远非一个柳开可以赋予自己的局限，乃是历史赋予他的界定。其从“柳开焚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焚家”这一事件中，柳开非但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腐儒，却更像是柴进似的人物。然而，如此急人所难，似乎不光是一份义气，更远非单纯的财产观念。有人认为，所谓的“达者兼济天下”，只不过是出于道义上的一厢情愿，是有碍于社会发展的理想逻辑，而今人更是多将财产视为个人成功之标志，不遑他论，柳氏出身富贾，在注重商品经济的宋朝，更是深谙此道。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避祸趋利，人心所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以合理的方式去取得，终将“不去也”。在柳氏的自我意识当中，私有财产不但关乎于自身，而且与其周遭的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以一己之广厦包容天下之寒士，否则莫若烧个干净的思想虽然也有助人者人恒助之的朴素道义存在，但其境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法则盛行，越来越讲求道德底线及社会公平原则的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对人生自我实现的向往。
历代对于这个故事的评价，褒贬不一，鲁迅就曾对此讽刺过一如柳氏叔父一般保守的人：“你要开窗，他不让；你要拆房子，他就同意开窗了。”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中国的知识分子出于在所处社会的地位的变更，往往于自身难免有许多设限，这本无可厚非，然倘若因对自我的偏执而导致对他人的偏见，囿于对自我的过分修正而对他人有许多矫枉过正之措，便为当今的有识之士所不可取了。对于此番论述，当事人曾在与人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
“吾子遗我之书，词义皆是也。然我谦谦不致退让于吾子者，以我之所守，非己之私者也，乃先圣人之所公传者也。”
“洗尽蛮烟几案空，登临直见楚山雄。坐当鸿秸高飞处，身在乾坤灏气中。木落有情瞻北阙，霜轻无梦入西风。凭阑自是蓬瀛客，独对潇湘兴未穷。”（《楚南伟观楼》）柳开的诗是孤傲的，然而他却并不孤独。于前人，他“曷能可忘兮，我心於此。”；于后生，他”仰瞻尔数子，吾道终焉寄。”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即将破茧而出、异彩纷呈的时代来临之际，如果用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形容整整一个宋朝的文采之犀利，那么一个柳开给予我们的，就是最初于着墨处尽显的那一笔浓浓的焦彩，虽为后来之掩埋，但于人心处常新。
九月初四 (198420928) 于 2009-02-05 03:32:21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九月初四 (198420928) 于 2009-02-05 07:34:01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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