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话之一 (0/104)

注：此为整理本ID文章，旧文重发，第一次发的已经删去。望各位见谅！

注：近日趁闲暇之际，将平常种种杂论稍作整理，傫牍成篇，或有后续，发于此，以供路人挹取笑谈。

名实之副
       天、地、人的“三才哲学”。这三者乃归一于“术”。“术者”，心气之道所由。“术”体现的是“真”，“由”体现的是“通”，只有“真通”，才能转化为“使”。所谓“使”，便是认识转化出来的应用（“使用”），身心二者不能协调，也即体现在主观世界得不到改造，客观与主观对立不统一。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真通”。如果每一个人在认识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参照客观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便会尽量地避免名实之不副的情况。虽然我们做不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但“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叶公好龙般地去实践我们的认知，也是不可取的。

小禅
       禅宗固然注重思维，然对自然之物也不乏感悟。如云门有偏重客观万物一面而说“三世诸佛在柱杖上”；最重要的是，禅道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对文人生活、思想及其创作的影响。禅诗自是不必说，乃有在凡，超凡，堕凡之说；就《坛经》，《坛语》这些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为“最尊最上最第一”的“诸佛”的“法身”所在为基调的观点而言，“见性成佛”让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得到满足，人的审美观照得到升华，于是得了境界。其实就是对“我法双空”的自在生存方式的最好的膜拜，也使得空灵清澹，恬静和谐的艺术美感得以实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中国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从认识到宗教，而是由它们到审美，达到审美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 

田园
       古谓“田园”，无论是采光透光的围护墙，还是能够形成小气候的内院，是曲折的回廊式，还是传统的合院式，总是与仿生学息息相关，而现代人在不能完全回归古典的同时，只能在心中寄托出一份田园的心态，以慰寂寥。而田园与闹市，反映的是出境与入境的两种心况，无论是曹子建还是李太白，无论是范希文还是陶元亮，在显达之时，在困穷之际，是逃避，还是傲慢，是无奈感慨，还是疏慢旷达，因人而异，但是唯有那份对自己内心的执着，才是最真挚，最淳朴的。

《国榷》
     《国榷》者，明末清初谈仲木著。由明入清，有一代士子，刘宗周之精深，王姜斋之知行，顾亭林之明道、黄梨州之启蒙、贺子翼之华茂、戴东原之情理、吴梅村之儒美。以全概之，身以结华夏之先论，首开近代之淅沥。身兼侠义，骨格奇高。而观若也是其中之一，但历史往往却忽略了这些人。其实，这样能够以一身系天下的人，不可多得，但却是每个时代都必须要有的。

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独善“，“正心”的内涵都是要先律己。律己不止是约束，还隐含有点张扬的意思，极端了点说，即便你“独”了，也要“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慎其独也。”结果，过分强调主观文化，到了一个集权的时代，道德上的追求被膜拜式的神坛所笼罩，深深地扎根在每个人心中，便越发使得个体的人的本质显得不重要了，人们开始掩饰自己内在的伦理守则和灵魂，并且无法预见缺失掉了的成分。永远都是无止境的，化为一个个神话了的符号，不是让道貌岸然的道学家去费尽心思钻牛角尖，就是让许多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遥不可及。正因为如此，你才了解到“现实”二字的分量。哪天要是真看到了“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那就万事大吉了。

忆梅
      吾念朱子于岁半之上，尝下二梅，乃叹“晓登初移屐，寒香欲满襟”。五兴道长，町陌交通，遥遥梅溪，一屏如聚。观今之武夷者，梅茶尚香，山水勃发，独商道不复矣。人之心如是乎？不可得见，亦不愿得见也。

《易传》小扎
       遗记朱子有云：“《易》只是个空底物事”。布爻思形，《易》之于伦理，有谓“君子”语，譬如《传》云凡人当象辞互通，君子以信进德、“开物成务”，需“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亦有谓“小人”语，譬如小人非不可救，教而化之，甚至必要时可“履校灭趾”。以当世处事之法观之，以儒道析之故存，但无妨参入“厚黑”之学，两者互现，或为现世所重。

看“职场”中的屈原
       我们知道，经济为社会的基础，研究历史的人应当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的，故读史者，当多方涉猎，心平气和，观理入深，佛家所说的“帝网重重”，光光相入设譬，便是其理。

       身为文人的屈原无疑是历史上浓重的一笔，但身为“政治”的屈原“职场”的屈原，我们从中又可以看到什么呢？下面不妨就从“政治”，“职场”的角度来切入屈原这个人。屈原先为文人（文侍），后为政家（左徒），其一生的职业操守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施政的手段，却可以说是一种被理想化的模式，但凡是理想化的东西，却并非没有其“现实”的意义。人们总记得屈原落魄遭弃的时候，却往往对屈原曾经的“风光无限”知之甚少——这里的“现实”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楚国当时的“现实”，一方面是屈原的政治作风对我们当今社会施政者的“现实”意义。温总理也曾援引其诗便是一个例子，这里先按下不表，单说第一方面。楚怀王初为六国的“纵约长”，在早期进行过一系列的内政改革。这个时候是屈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举贤才而授能”，“受诏命”而“造为宪令”，“明法度之嫌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更有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的身份，在楚国政坛如一颗冉冉新星腾空出世。此后便是众所周知的张仪入楚，联合靳尚并公子子兰这些旧系“亲秦派”一同打压之下，屈原逐渐失势。

       屈原由“得势”到“失势”的过程，有很多人说，“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作为一名政治家，总难免有这一个得失之势的过程，对于一个“新人”更是如此。但是，史书采载楚怀王“王怒而疏屈平。”简简单单地便将屈原调离权职的过程掩过，其中原委，定不是简单的几句谗言便可做到的。其中有屈原与同僚由来已久的矛盾因素，但究其根本，真正能够决定屈原被罢逐这一前程的实权不在靳尚，不在张仪，甚至不在屈原自己，而是在幕后的决策层——楚怀王那里。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如何平衡手下的各个势力是相当重要的。起初楚国身系天下，楚怀王励精图治，要的是做出相当的政绩，令其表率于六国。这个时候，是否会牺牲一部分人（也即所谓的旧势权贵）的利益？是否需要有一个敢于精忠报国，能于发号施令，勇于承担一切后果的人出现？答案是肯定的。当改革初见成效之时，楚怀王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心生骄纵，自以为距离当初的目标指日可待（从楚国听从张仪几次伐秦便可见端倪），便逐渐放缓了锐利的作风，开始寻求下一步的施政方针——一种更为“和谐”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种政策的调整本无可厚非，一名领导者，要考虑的自然是多方面的。作为楚怀王，我们可以设想到的是，按当时的形势要求，他想要做的首要的就是要先“变”——俗称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再而“稳”，其次“稳中求变”。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楚怀王已料到守旧派嗅到自己的施政方针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果不其然地，守旧派看准时机，趁机发难，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看似一切都进入正轨，看似楚国超过秦国问鼎只是时间问题的情况下，楚怀王想到了要牺牲屈原。屈原作为一个如此身份的人，被推到了风云际会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他的使命，或者可以说楚怀王，也就是其领导的赋予他的使命，便是充当这样一个角色。于是，我们再来理解屈原的无奈和痛苦，理解他如此汪洋恣肆地挥洒他的文采，便不难了。其实在此时，屈原并非没有“表现出危机处理的能力……表现出起码的沟通的诚意”。身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早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所以他最担心的并非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国家的现状。他曾经几次找到楚怀王，尽述楚国现状并不是楚怀王想象的那样，改革远没有达到功德圆满的程度。所以，就算是要牺牲我，也不急于在这个时候！但趋利之心，人皆有之。楚怀王自己心中早已经对当时的局势有了自己的判断。楚怀王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并非昏昏之辈，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对当时的局势作了不为客观的评价——好的意见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被采纳的。因此，屈原的“诗兴大发”所想表达的并不是个人的自暴自弃，孤芳自赏，更多的是对当时时局的担忧和对楚怀王和有识之士的警醒。屈原一被放逐，楚国便一日千里，这也恰恰可以充分地体现出屈原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屈原的人格，操行和文才自古以来无可否认地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恰恰是这些诗歌和史书，让许多人了解到了这个牛鼻子脾气，刚正不阿的屈原。但很多试图从平民化视角去重新审视屈原的人恰恰也忘了，我们读史，恰恰读的也是一个史书式的屈原。因此很多人也早早指出他执拗的性格所产生的利弊两面性，但这就是研读历史普遍触及到的局限性和广泛性的问题。所以，在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一分为二”法便成为了把握客观性的一个标尺。我们自然不能“草率地将屈原不得重用的原因归结于当时楚国政治的昏暗”，但也不能草率地认为“怒而疏”的结果是屈原一人的职责。何为“有效的沟通”，或者说，何为“沟通”，如若没有双方的平心客观地参与，便不成所谓的通连的条件，从而也就更谈不上“有效”了。所以，如何将单向的陈述变为双向的沟通，不仅是当时屈原和楚怀王两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无论你身为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天天都要面对的课题。

“霸道”的商鞅 
       商鞅见秦孝公，初谈“帝道”，次谈“王道”，均不为用，第三次商鞅谈“霸道”，孝公大悦。其实商鞅的初衷谓“不法古，不循今”，不是全盘的废除礼法，而是强调法和礼应该根据时势的需要和百姓愿望，作出调整，拿什么来调整，非加以“法”不可，也即“刑无等级”。而调整的结果就是“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也就是说，无论是礼、道、法，都必须应时而变，不能因循守旧。但是在具体操作起来的时候，难免会出现粗暴的地方。这些失误并非他一个人的过失，还有秦统治者但求速成的急切心态和每个执法者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和态度问题。这个我们按下不表，单说当下我们研究商鞅，由早期对法家思想以及做法的提倡，到了更为理性的分析阶段，一方面，因为商鞅所谓的“邢无等级”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是一个执政者，归根结底还是必须服从君权的至高无上，商鞅一方面过分强调了君权（当然在那个时代并不显得“过分”），但另一方面却是削弱了法治。还有一点就是韩非子说其“重法而不重术”，这点世人皆知不必多说了，但这一点倒是引起了不少现代人，尤其是企业管理人员充分肯定，“法、术并重”的思想，仿佛“儒释道”三者交融一般，已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