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看儒学及其发展\r\n摘要： 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及其发展问题，是一个在近代以来就受到特别关注和争论的话题。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证明，只发展中学，就要挨打；同样，只发展西学，就要产生人类“物化”“异化”。中西结合，已是一种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本文致力于阐述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思想文化背景，并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学在现当代的发展轨迹和未来方向作一说明。\r\n关键词： 儒学 科技\r\n 历史从近代走来。一路屈辱，一路血泪，一路抗争。一路屈辱，因为我们落后；一路血泪，因为我们挨打；一路抗争，因为我们从不屈服。我们曾是泱泱大国，我们曾是天之娇子，我们曾接受四方朝贺……俱往矣。昨天，当外国佬提枪运炮一路杀进北京城，上朝的人慌了，心也碎了。我们落后了。俗语说，长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那么，我们的落后，是否也只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个小小间距不幸导致的呢？下面将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其进行探讨，并对这种文化形态在现当代的发展轨迹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说明。\r\n 对比中西文化，中国重“治人之学”，而西方重“治物之学”。从文化性质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关注人自身，而西方文化则更关注人自身以外的东西。纵观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为便于其统治，封建帝王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制度上对劳动人民进行控制，从而使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在一个统一的大环境中活动。\r\n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其时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奴隶制度即将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奴隶制度，一些知识分子奔走呼号，阐述自己的政见；而一些较有历史眼光的知识分子，知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奴隶制已不可挽回，于是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时间，众说纷飞，百家争鸣，学术气氛非常浓厚。这一时期，很著名的就有儒、道、法、墨、名等家，他们的思想就被后来的历代封建帝王采用，为其统治服务。\r\n诸家之中，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理论中，“礼”成为社会的规范。越礼行为是人所不齿的，是人神共愤的。“礼”体现出一种阶级思想。《论语》中就有“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人不可忍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言论。孔子还提倡“仁”，是对人在道德上的一种要求，是一种道德标准。中国文化中名词“谦谦君子”就是对人有“仁”的一种赞赏和评价。孔子之“仁”“礼”结合，不仅从制度结构上，而且从观念上对人们进行约束。在孔子之后，继有孟子，西汉董仲舒对其进行较大发展，使“大一统”思想进入儒学系统，从而使封建王权具有神秘色彩，统治者成为天之子，于是人们只有在天意的统治下，听天由命，安分守己。至明朝，儒学系统中又新加入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思想，随着封建专制集权走向极端，其统治下人民的修身养性的功夫也达到了极致，纵能看见外界事物，也只是从外界事物看出自己的“影子”，看出其与自身相通之处，从自然万物生长中看出自然规律对自己修身养性的作用。极端如此，科学的种子撒在此处，也不会发芽（没有其生存的土壤）。在专制集权下，绝不会让任何一株“野草”发芽，至少从自身的自发性上是这样。这个可以从清朝大将福康安对待英国的使者时的态度即可看出。这个典故大家耳熟能详，此不在叙。\r\n还有一因，对中国科技落后有些许影响。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基本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据说，这一思想的发端人是孔子，但这种观点一直都有争论。不管这一思想是否发端于孔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历代王朝在其统治期间，都鼓励开辟疆土，发展农业，而对商业的发展总是采取打击、压制的政策，认为买卖交易，是欺诈偷盗行为，不能从总量上增加社会财富，有为违孔圣人之道。从而使产品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流通，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延迟出现，而且发展不充分，刚有发展势头就被专制集权扼杀在摇篮中。从而在根本上就导致了仍处于落后的封建统治的中国必然会遭受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的侵略。\r\n再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由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在隋朝被采用，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它还被西方一伟人伏尔泰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制度”。但是在明清之后，考试内容被限制在一个死的角落里，特别是清朝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已经没有了灵魂。曾有一位君王这样评价科举制，认为隋炀帝推行科举制，使“ 天下读书人尽入其股中矣”。俗语有云：剑有刃，可杀人，亦可自杀。体现时代风貌的俊秀青年“读书人”，为了功名，埋首书卷，黑发变青丝。而帝王们总是变本加厉，通过改变其科考内容，使其专权统治朝帝王们的意愿走去。帝王们眼中“杀人”之科举制，亦是摧毁他们稳固统治之“剑”。可以说，科举制被专制集权利用成为愚内弱内而致败于外的工具。\r\n探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思想文化背景，还有两个方面必须提到：一是中国人深受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排斥和反对走极端，不提倡标新立异，而主张在为人和做事方面谦和、折中。这就使中国人（近代以前）不善于就自然方面的一切进行大胆设想，而且认为技艺乃微末之学，致使在这方面的著述和争论很少。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无科学，只有技术”的说法。二方面就是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它的实施，可以认为是满人在统治了大汉族以后的一种变态政策。因为满人打入关中，建立满清政府，并深深体味到汉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认为汉文化已足够丰富和发达，无需与外邦交流，而且为体现其民族特殊性，使汉文化只能够为满人统治下的民族享用，而外邦即非满人属国，也就没有共享的必要了。这一政策的实行，直接导致了中国与外界长达200多年的信息隔绝。尽管时有传教士西来，但都因未受礼遇而使传教活动未能深入。这样，中国就从世界前进的潮流中落伍了。\r\n当然，前面提到的道、墨、法、名等家作为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几种形态，分别受历史上几代帝王的青睐而地位特殊，对中国人的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在东汉时从印度传入的释（佛）教。但其都重在“人”，分别着重于人的不同方面和塑造不同的人。法家虽讲“法”，包含有民主意味，但在专制集权下，其也就成为专制集权的工具。\r\n下面我将从中国人在近代以来追求科技发展中经历的一系列成败说明封建专权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发展科技。近代以来，在追寻治国方略上有三次运动（非革命），既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可以看出，前两次都是比较保守的，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比较激进的。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为挽救清王朝、抵御外国侵略者而发起的，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及对西学的狭隘了解，使其只选择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维新运动是由康、梁发起的学习西方“制”以补中国之不足，已涉及教育、政务等方面，但亦未脱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窠臼。两次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相比之下，日本快刀斩乱麻，从上而下，从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及军事装备等全盘西化。日本腾飞了。这说明什么？中国要发展科技，必须有适于科技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土壤。专制集权是科技发展的最大障碍。科技需要民主。民主政治是科技生存的必备土壤。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救国无望，而其托庇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后，进行的一次针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儒学的大批判运动。其口号是从西方借来的“民主”与“科学”。这次运动对于清醒中国人长达2000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禁锢的头脑意义极大，对于号召人们追求民主与科学，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人类未来的关注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思想偏激，行为极端，甚至走向拆孔庙，掘孔墓的地步，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国人在封建专制集权下委曲求全了近2000年，在封建制度瓦解后，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自由之风轻抚，思想和行为走向两个极端：爱极西学；恨极中学。这是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一种很不好的学术态度。对国人影响很大。其实，儒学与西学分属不同，大可互相利用。儒学并不就是封建制度，而只是其利用品。同样，在发展科技时，儒学也可为其服务。中国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绝不能也不可能就此中断。所以，中国学习西方，绝不能完全西化。这一点我们不同与日本。日本民族的文化是外来之物，而且发展时间不长，文化之根不深。其学习西方时保守力量很弱，几近没有，而且自上而下，可以完全西化。中国有历史五千年，其民族意识之根、传统文化之根早已深植于中华儿女的心中，是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和标志。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可防亡国，免遭压迫、侵略；而学习儒学则可防人性失落，免人与牛马同群。（当然，恢复和发展儒学的目的，不能仅限于此，解决时代问题，关注人的未来是其终极关怀）。西学主竞争，关注“物”；儒学主折中，主和平，关注“人”。如何把二者结合，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r\n辛亥革命以后，儒学赖以托庇的封建王朝崩溃了。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受西学的猛烈冲击，还有一些学术态度不太端正、受激情和形势左右的文人和青年的口诛笔伐，其发展面临困境。当然，儒学在封建制度下的一些极端发展在这时候也受到批判，使儒学在民主与科学的环境中，得到洗礼。这是儒学和西学的一次重要融合期。\r\n儒学以后的发展，呈艰难曲折蜿蜒回旋之状，犹如一支小流，虽小，却也不断。这得力于几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大师的努力。他们在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的强势发展面前，不得不承认西学的优点，每个民族对其的必须。但他们认为，中学与西学，分别发展了人性的不同方面。并且认为儒学发展的“人性”方面更为根本。他们承认，儒学长期在封建制度下发展，使其自身带有局限性。但是他们认为“儒学是病人，不是死人”。于是他们便致力于寻药以医儒学之病的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r\n新中国解放后，儒学在大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几近无人问津。港台和海外成为儒学的主要阵地。一批批的儒门学生，使儒学在港台和海外的影响逐步扩大。研究的内容大致为儒学重建，儒学与西学异同、优劣及两者的结合，儒学在科技时代之于人类精神的重大作用等。这个时候，港台学者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在其作品中很明显的有一种“飘零”心态。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关注，几乎在港台的每一位大师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当时，一些学者，由于难于接受（表面上承认，心里难于接受）西学的强势发展，于是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主与科学的因素。这就使其总是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虽存在但却没有发芽的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而使其对于儒学的发展受到限制。还有几位学者致力于中西结合，提出中学首先支持西学，以造成足够支撑儒学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后再发展儒学。其理论虽总是陷入两难困境，但其对于儒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如：牟宗三的“三统（道统、学统、政统）之说”；徐复观的“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等。\r\n80年代以后，大陆儒学开始发展，并与 港台儒学的研究遥相呼应。这一时期，儒学主要就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进行探索，即“儒学现代化”问题，并逐步在现实实践中解决儒学与西学的融合问题，特别是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儒学的关注。当然，到目前为止，“儒学现代化”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r\n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关键是制度性的落后，缺乏使科技萌芽和健康成长的环境和土壤。而今，我们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于封建制度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如何在今天使儒学得到发展并对人类有所贡献，使儒学的发展无碍于民主和科技的发展，使两者得到融合，互促互进，是时下及今后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r\n最后，我有必要写上这样几句话：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纪，科技的竞争尤其激烈。在我们高度重视发展科技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儒学的发展。从而使我们在国际国内的竞争中都张弛有度，游刃有余。再者，从世界范围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儒学应抛开地域界限，走向世界。毕竟，科技在“物”方面的飞速发展使人趋于“物化” “异化”，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儒学在这方面可以起恢复、平衡、抑制的作用。\r\n\r\n\r\n\r\n参考文献：《中国儒学大观》，其余略。\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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