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柳永
任何对历史人物脱离了其所处环境的指责都是不公正的，而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也正是这样的造成的。很不幸，柳永成了不但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也独立的忍受着加在他身上的所有的压力。
无论怎样的责难，我们都不应该贬低柳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这个“混迹”于“青楼楚馆”之间“浪子”，尽管用了他一生的时间去抗争和沉沦，却依然在贫病交加中凄然的死去，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首词，就是哀婉欲绝的《戚氏》长调，然而，“晚秋天”的凄凉景象似乎并没有打动后人，而“浪子柳七”的名头却越传越响，没有人去深究这背后所隐藏在他身上的深刻的悲剧意味。
《宋史》不载，话本小说却更多的体现他的“无赖”和“风流”，在众多的文学评论中，他也不是值得敬重的文学前辈。
结束了将近七十年的南北割据，宋太祖的一句“多买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和对前代动乱的深刻恐惧终于奠定了宋朝一代歌舞迷人、青楼遍地的景象，也奠定了“大宋”（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我认为也只是一个割据的政权而已）三百年屈辱的祸根。当所谓的武将文官、国之栋梁们在各自华丽的府邸内撕下他们虚伪的面纱，抱玉拥香地在柔弱的女儿们身上蹂躏时，一方面却不时地记得要板起严肃的面孔，时刻提醒自己是个正人君子，岂能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糜烂于“郑卫之音”，沉醉在这群“庸脂俗粉”当中。此等“艳科之词”，宴饮之事，只宜在私门帷幕之下，任他如何肮脏龌龊，结束了之后都要“自扫其迹”。不仅如此，对于那些“不顾廉耻”，还枉是“读书人”之徒，当然要大举杀威棒了。
在那个时代里，“作词是不可以公然鼓吹”的，为什么？世风如此，时代如此，文学发展的惯性如此，经受了儒家礼教熏陶的士大夫们，怎么可以弄丢了身份，于是觥筹交错之间，文案书牍之上，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柳永因此成了一个异树，却也是给北宋词坛补给新鲜血液的中流砥柱，他不但给词这种文学体裁增添了诸多新的音乐元素和手法，也使得后人受用无穷，周邦彦的艺术手法就是对他的很好的开拓和继承。（《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一方面，柳永的创作主要是为了应歌，他必须大量吸取民间“新声”成果，并且收俚语俗言编入集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方面，“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以为辞，始行于世。”）然而在当时，他却只能独自的在自觉活着不自觉中去做这项当时那些高雅之人都不屑做，或者根本鄙视的事情。成天价的“依约丹青屏障”的他，自然不似那些达官贵人可以养得起自己的“歌儿舞女”，而只能“混迹于青楼楚馆”，走自己的路。
他选择了一种当时甚至是后世一直都被人鄙视的体裁，无论这种体裁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抉择，使得他成为了一个被后来很多正统文人唾骂的牺牲品，还是处于本性的符合，他都在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这一片异样的天空，同时也承受着本来不应该都压在他身上的一切。
相对于那些在上流社会中辛苦的活着或已经死去的“谦谦君子”们，柳永的错误只是让这个世界看清楚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失落的柳永和他笔下诸多的歌伎们都跳不出那个“虚伪”的“卫道者多，怜道者少”的道学时代，柳永可以为他自己所熟悉的女子写出她们心目中“赢得一生是凄凉”泪水和痛苦，但是却无法对抗整个时代，那个北宋最高寿的词人不是到了八十的时候还娶了个年轻的小妾么？对此，当时很多有名的士大夫不是都不以为耻，还前去祝贺？那么，在这些人的眼中，柳永就只能这样不知羞耻的沉沦着，“太平宰相”晏殊只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他想“转官”的愿望，柳永终于用他与当时诸多文人截然不同的做人方式赢得了他一生的悲凉，当那个灰色的季节里他永远的合上他的眼睛时，如果不是他的那些红颜知己，他连出殡的费用都没有了，而他的《乐章集》却已经传遍了天下。
世人都无法否认在北宋词坛所掀起的“柳永热”（《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施议对），他在用自己的生命供养着北宋整个的词坛，也在用辛酸的放荡对抗着那个虚伪的世界。很多下层的百姓和歌妓乐工喜欢他的作品，徐度《却扫篇》载：“刘季高（岑）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知海院，因谈歌词，力抵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盖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之，而后知稠人众广中，慎可有所臧否也。”然而，历史的书写着不是这些喜爱着他的歌伎和乐工，而是一直都诅咒着他的那些“正统的”读书人，于是，我们只能在后人的笔迹当中读到这样活着那样被唾弃的柳永，这样的《却扫篇》（至于徐度这则故事的出发点究竟是肯定柳永还是与前人或后人无异，因为还没有见过原文，不敢枉自猜度）相对于前后众众多多的“贬柳”论，虽然令人初感欣慰和痛快，毕竟还是单薄的。因此历史不会记住曾经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过柳永，也不会记录下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除了他自己的那些词作。南宋以后，柳永的为人和他的作品因为那场空前的灾难开始遭到更多“正统”文人的鄙视和唾弃，我们很容易的从南宋诸多的笔记对柳永的称呼中看出端倪。这些笔记中提到词学前辈多称其“字”或者“号”，唯独柳永则直称其名，著名的王灼《碧鸡漫志》中为了突出苏东坡先生的高大形象，甚至称作《词论》的易安居士为“遭柳永野狐涎之毒”，对这两者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在南宋禁乐的几十年里，词乐的“郑卫之音”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可能大家都忘了，如果没有当权者的上行，谁敢下效？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究竟谁应该负这其中的主要责任呢？
也许柳永不知道，几十年后，文坛盟主苏轼振臂一呼，词终于从见不得人的角落堂而皇之的奔上了“雅”的大道，沦为了士大夫们应酬和抒情的工具，一生屈沉下僚柳永用他整个的生命证明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当后来他所亲手扶植起来的这种文学体裁在后来文人们的咿咿“雅”唱当中无奈的被抛弃时，当伸出手指指着柳永脊梁骨的文人士大夫们终于把词这种文学体裁变成一具华丽的尸体时，身在天堂或者地下的柳永，究竟会不会流眼泪呢？无论他怎样的超脱放旷，他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时代对他的玩弄——他用一生的血泪所打拼出来的音乐词调之江山让后来的人们受益无穷，他却始终都独自承受着对他已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声声指责。然而，无论怎样，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他再也无法为词这种文学体裁供给新的养分了......
-----------------公元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整理于吉林大学学生公寓
任何对历史人物脱离了其所处环境的指责都是不公正的，而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也正是这样的造成的。很不幸，柳永成了不但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也独立的忍受着加在他身上的所有的压力。
无论怎样的责难，我们都不应该贬低柳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这个“混迹”于“青楼楚馆”之间“浪子”，尽管用了他一生的时间去抗争和沉沦，却依然在贫病交加中凄然的死去，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首词，就是哀婉欲绝的《戚氏》长调，然而，“晚秋天”的凄凉景象似乎并没有打动后人，而“浪子柳七”的名头却越传越响，没有人去深究这背后所隐藏在他身上的深刻的悲剧意味。
《宋史》不载，话本小说却更多的体现他的“无赖”和“风流”，在众多的文学评论中，他也不是值得敬重的文学前辈。
结束了将近七十年的南北割据，宋太祖的一句“多买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和对前代动乱的深刻恐惧终于奠定了宋朝一代歌舞迷人、青楼遍地的景象，也奠定了“大宋”（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我认为也只是一个割据的政权而已）三百年屈辱的祸根。当所谓的武将文官、国之栋梁们在各自华丽的府邸内撕下他们虚伪的面纱，抱玉拥香地在柔弱的女儿们身上蹂躏时，一方面却不时地记得要板起严肃的面孔，时刻提醒自己是个正人君子，岂能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糜烂于“郑卫之音”，沉醉在这群“庸脂俗粉”当中。此等“艳科之词”，宴饮之事，只宜在私门帷幕之下，任他如何肮脏龌龊，结束了之后都要“自扫其迹”。不仅如此，对于那些“不顾廉耻”，还枉是“读书人”之徒，当然要大举杀威棒了。
在那个时代里，“作词是不可以公然鼓吹”的，为什么？世风如此，时代如此，文学发展的惯性如此，经受了儒家礼教熏陶的士大夫们，怎么可以弄丢了身份，于是觥筹交错之间，文案书牍之上，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柳永因此成了一个异树，却也是给北宋词坛补给新鲜血液的中流砥柱，他不但给词这种文学体裁增添了诸多新的音乐元素和手法，也使得后人受用无穷，周邦彦的艺术手法就是对他的很好的开拓和继承。（《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一方面，柳永的创作主要是为了应歌，他必须大量吸取民间“新声”成果，并且收俚语俗言编入集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方面，“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以为辞，始行于世。”）然而在当时，他却只能独自的在自觉活着不自觉中去做这项当时那些高雅之人都不屑做，或者根本鄙视的事情。成天价的“依约丹青屏障”的他，自然不似那些达官贵人可以养得起自己的“歌儿舞女”，而只能“混迹于青楼楚馆”，走自己的路。
他选择了一种当时甚至是后世一直都被人鄙视的体裁，无论这种体裁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抉择，使得他成为了一个被后来很多正统文人唾骂的牺牲品，还是处于本性的符合，他都在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这一片异样的天空，同时也承受着本来不应该都压在他身上的一切。
相对于那些在上流社会中辛苦的活着或已经死去的“谦谦君子”们，柳永的错误只是让这个世界看清楚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失落的柳永和他笔下诸多的歌伎们都跳不出那个“虚伪”的“卫道者多，怜道者少”的道学时代，柳永可以为他自己所熟悉的女子写出她们心目中“赢得一生是凄凉”泪水和痛苦，但是却无法对抗整个时代，那个北宋最高寿的词人不是到了八十的时候还娶了个年轻的小妾么？对此，当时很多有名的士大夫不是都不以为耻，还前去祝贺？那么，在这些人的眼中，柳永就只能这样不知羞耻的沉沦着，“太平宰相”晏殊只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他想“转官”的愿望，柳永终于用他与当时诸多文人截然不同的做人方式赢得了他一生的悲凉，当那个灰色的季节里他永远的合上他的眼睛时，如果不是他的那些红颜知己，他连出殡的费用都没有了，而他的《乐章集》却已经传遍了天下。
世人都无法否认在北宋词坛所掀起的“柳永热”（《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施议对），他在用自己的生命供养着北宋整个的词坛，也在用辛酸的放荡对抗着那个虚伪的世界。很多下层的百姓和歌妓乐工喜欢他的作品，徐度《却扫篇》载：“刘季高（岑）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知海院，因谈歌词，力抵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盖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之，而后知稠人众广中，慎可有所臧否也。”然而，历史的书写着不是这些喜爱着他的歌伎和乐工，而是一直都诅咒着他的那些“正统的”读书人，于是，我们只能在后人的笔迹当中读到这样活着那样被唾弃的柳永，这样的《却扫篇》（至于徐度这则故事的出发点究竟是肯定柳永还是与前人或后人无异，因为还没有见过原文，不敢枉自猜度）相对于前后众众多多的“贬柳”论，虽然令人初感欣慰和痛快，毕竟还是单薄的。因此历史不会记住曾经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过柳永，也不会记录下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除了他自己的那些词作。南宋以后，柳永的为人和他的作品因为那场空前的灾难开始遭到更多“正统”文人的鄙视和唾弃，我们很容易的从南宋诸多的笔记对柳永的称呼中看出端倪。这些笔记中提到词学前辈多称其“字”或者“号”，唯独柳永则直称其名，著名的王灼《碧鸡漫志》中为了突出苏东坡先生的高大形象，甚至称作《词论》的易安居士为“遭柳永野狐涎之毒”，对这两者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在南宋禁乐的几十年里，词乐的“郑卫之音”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可能大家都忘了，如果没有当权者的上行，谁敢下效？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究竟谁应该负这其中的主要责任呢？
也许柳永不知道，几十年后，文坛盟主苏轼振臂一呼，词终于从见不得人的角落堂而皇之的奔上了“雅”的大道，沦为了士大夫们应酬和抒情的工具，一生屈沉下僚柳永用他整个的生命证明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当后来他所亲手扶植起来的这种文学体裁在后来文人们的咿咿“雅”唱当中无奈的被抛弃时，当伸出手指指着柳永脊梁骨的文人士大夫们终于把词这种文学体裁变成一具华丽的尸体时，身在天堂或者地下的柳永，究竟会不会流眼泪呢？无论他怎样的超脱放旷，他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时代对他的玩弄——他用一生的血泪所打拼出来的音乐词调之江山让后来的人们受益无穷，他却始终都独自承受着对他已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声声指责。然而，无论怎样，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他再也无法为词这种文学体裁供给新的养分了......
-----------------公元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整理于吉林大学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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