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六国论》有感
—— 兼论宋代散文的文风特色
张覃
苏洵的《六国论》作为宋代的散文名篇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无论年龄大小或学养浅深，看过此文的人们都会印象深刻。记得五六年前初学这篇文章时，便为其充沛的气势和精辟的分析所折服。作者仿佛是一位统帅千军万马、横扫天下的大将军，或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既有坚决杀敌的决心和勇气，又有沉稳精细的谋略和智慧，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然而从老师的讲解中得知，该文作者苏洵恰是一介书生，其家风文雅，更有二子苏轼、苏辙，与乃父并称“三苏”，享誉文坛，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不知缘何会有浓重的纵横捭阖的兵家风范？
如今重读《六国论》，并研读了些许宋代史料，自觉颇有所悟，于是试图解开当年的困惑。
从《六国论》中不难看出，作者精神世界里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很重要的位置，更有法家的重耕战、图进取气质。似乎天下大事尽揽胸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救天下者，舍我其谁”的气势。如开篇即点明“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此句一出，石破天惊，以一种定义式的毫无置疑的语气利剑般划过历史的上空，解剖出深藏在重重帷幕后的真象与本质。他已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巅峰上，俯视洞察千年前战国纷争、群雄纵横、惨烈而又错综的局面。当年的百家争鸣，多少王公贵族，多少贤臣良将，多少名士游侠，皆成文中这棋盘中的一粒棋子，任由作者评析。也许历史的真面目要经过时间才能看清，古人当年的轰轰烈烈在作者的冷静分析中已然成为谈论的片段与缩影。然而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咏史抒怀，末了一笔“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更是借古讽今，警世骇俗之语。我不禁也为他捏一把冷汗：“此狂夫如此大胆，轻言亡国，岂不是自招灾祸？”
后来我翻阅了一些宋代散文，研读了一点宋史，方知在以积弱著称的宋代，士子们的雄健刚劲之气却是充乎天地间的。正如一个家庭里，父亲若孱弱无能，往往会有一个出息好胜的儿子站出来维护家庭的尊严。我们翻开宋史，可以看到贯穿整个朝代的两个特点：军事上的屡战屡败笼罩局势，崇文抑武的政策左右政坛。这里我要先从后者谈起。宋王朝始于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废幼帝而自立。大宋的新皇帝怕自己的部将依葫芦画瓢，揽兵权而谋反，于是，不仅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禁军统帅的权力，更确立了宋朝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但宰相卿大夫用文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欧阳修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欧阳修早年家境贫寒，其寡母以树枝画少地教其识字。而后进身仕途官至枢密副使，在文坛更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欧阳修让寒门士子看到无限的希望：只要苦读诗书，国家重用文士，前途必然光明。这激发了他们极高的政治热情，积极进取，以天下主人翁自居。眼下虽一介寒土，说不定某日便可拜将入相，号令天下。所以宋朝士子胆力充沛，敢于指点朝政，各抒已见，过激语言的出现似乎是常事。纵观历史上各个朝代，文人待遇最高无疑是在宋朝，赵匡胤的墓碑上甚至刻有“我朝不杀士大夫”的遗诏。正是宋太祖对待文化与文人的优渥大度，才有了宋朝文人士子的慷慨大气，其文章大有吞天沃日之势，仿佛回到了“士贵君轻”的战国时代。当然，宋代的散文中也就现出了战国散文的纵横恣肆。我想，那时文人的人格与气质应是大写的。再者 ，如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等文，无不表现出宋代文人强烈的参政意识，读着他们的文章，一个个有着文士身份的“赳赳武夫”形象便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
然而将宋代散文与唐代边塞诗相比，不难发现少了几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迈与自信，平添了几分凝重与惨淡。《六国论》一文虽言辞铿锵，极力呼告——战未必不能胜秦，其抗战到底的决心让人振奋，然而结尾提出朝庭若不吸取六国破灭的教训将会有亡国之虞的警告，看得出深切的忧患意识。在其它宋代散文中，这种如履薄冰，忧心忡忡的神情姿态也是很多的。如宋初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记载了身处边疆的唐河店妪凭着机智与勇敢巧杀敌酋的故事，同时分析了边疆战事数败于辽的原因。试想一个国家到了要老妪杀敌自保的境地，其国力政权的孱弱可想而知了。所以《杨家将》中出现了大宋无人、十二寡妇征西的悲剧。武将军人频频败北，后方的文人更要呐喊疾呼了，他们往往从国策方面指斥时局，强烈的责任心、忧患意识跃然纸上。正是整个宋代政治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导致了有宋一代散文浓重、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
当然，如果苏询在《六国论》里一味空喊守土卫国，与虎狼暴秦抗战到底，往往会招致“书生大言欺人”的指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激情撰文的同时，也做了冷静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他先指出了楚、魏、韩三国割地求和的弊端：“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后形象地描述这样做的结果：“……起视四境，秦兵又至矣。”接着，语气沉痛的引出道理：“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故宜然。”这番话语突出了暴秦贪得无厌的嘴脸和三国为求一时安宁割地妥协的糊涂和怯懦，鲜明的揭示了三国的退让正是刺激秦国贪欲的催化剂、灭亡也理所当然的道理。表面看似评价六国之事，旨在抨击宋王朝向辽、西夏纳币岁奉的苟安之策。段末引苏代“抱薪救火”之喻更是画龙点睛、入木三分，令人联想到赵宋天下危在旦夕的可怕命运。
作者在指出“割地赂秦”导致三国实力迅速削弱的同时，不忘向纵深挖掘六国崩溃的另一重要因素，即“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继而在第三段逐次分析了齐、燕、赵三国相继灭亡的原因。其原因可概括为“用武而不终”。齐人附秦，尽丧国势；赵失良将，自毁长城；燕国小而后亡，用兵之效。对这三国灭亡的原因推究时，作者始终围绕着战与不战的话题论述，与前文照应，文气贯通，为论点的推出做张本。通过这点不难看出，宋代散文特有的重分析论理和作家鲜明的缜密思路，恰恰是与前代文人的明显区别。
老杜有诗曰“读书破万卷”，意中满溢着自矜，因为这在唐代尚是比较罕见也令人钦羡的现象。而在宋代就不是什么稀奇之举了，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陆游之辈，皆为饱学之士，他们在文学以外还有经史佛道、杂论异趣之著，不但读，而且写，万卷何足夸？我们清楚，文化修养的高深，使作家更善于深刻思考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更善于缜密地揭示自然和人世万物的真谛。而在宋代，重视文治教化，创设了学者型文人生长的环境，教育的发达和印刷业的兴盛又促使文人没命的藏书、读书，因而滋养了大批博闻强识的学者，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即如这篇《六国论》以及欧阳修的〈朋党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均为精思熟虑、细致推敲、文质兼美的佳作。
综上所述，苏洵以及宋代作家的散文，透射出强烈的参政意识，积极的进取之心，摄人的论说力量。鉴于宋王朝国力军政的积贫积弱，四邻环伺虎视的尴尬局势，那个时代的作家又产生了浓厚的忧患意识，于是便在文中曲尽衷肠、精心剖析，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向朝廷呈献破敌制胜的方略。他们的作品，冷静的论述多于浪漫的抒情，诚挚的忠告多于愤怒的空喊，表现出宋代文人及其行文特有的沉郁和理性——仅从〈六国论〉一文，便窥得一斑。
—— 兼论宋代散文的文风特色
张覃
苏洵的《六国论》作为宋代的散文名篇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无论年龄大小或学养浅深，看过此文的人们都会印象深刻。记得五六年前初学这篇文章时，便为其充沛的气势和精辟的分析所折服。作者仿佛是一位统帅千军万马、横扫天下的大将军，或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既有坚决杀敌的决心和勇气，又有沉稳精细的谋略和智慧，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然而从老师的讲解中得知，该文作者苏洵恰是一介书生，其家风文雅，更有二子苏轼、苏辙，与乃父并称“三苏”，享誉文坛，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不知缘何会有浓重的纵横捭阖的兵家风范？
如今重读《六国论》，并研读了些许宋代史料，自觉颇有所悟，于是试图解开当年的困惑。
从《六国论》中不难看出，作者精神世界里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很重要的位置，更有法家的重耕战、图进取气质。似乎天下大事尽揽胸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救天下者，舍我其谁”的气势。如开篇即点明“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此句一出，石破天惊，以一种定义式的毫无置疑的语气利剑般划过历史的上空，解剖出深藏在重重帷幕后的真象与本质。他已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巅峰上，俯视洞察千年前战国纷争、群雄纵横、惨烈而又错综的局面。当年的百家争鸣，多少王公贵族，多少贤臣良将，多少名士游侠，皆成文中这棋盘中的一粒棋子，任由作者评析。也许历史的真面目要经过时间才能看清，古人当年的轰轰烈烈在作者的冷静分析中已然成为谈论的片段与缩影。然而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咏史抒怀，末了一笔“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更是借古讽今，警世骇俗之语。我不禁也为他捏一把冷汗：“此狂夫如此大胆，轻言亡国，岂不是自招灾祸？”
后来我翻阅了一些宋代散文，研读了一点宋史，方知在以积弱著称的宋代，士子们的雄健刚劲之气却是充乎天地间的。正如一个家庭里，父亲若孱弱无能，往往会有一个出息好胜的儿子站出来维护家庭的尊严。我们翻开宋史，可以看到贯穿整个朝代的两个特点：军事上的屡战屡败笼罩局势，崇文抑武的政策左右政坛。这里我要先从后者谈起。宋王朝始于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废幼帝而自立。大宋的新皇帝怕自己的部将依葫芦画瓢，揽兵权而谋反，于是，不仅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禁军统帅的权力，更确立了宋朝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但宰相卿大夫用文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欧阳修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欧阳修早年家境贫寒，其寡母以树枝画少地教其识字。而后进身仕途官至枢密副使，在文坛更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欧阳修让寒门士子看到无限的希望：只要苦读诗书，国家重用文士，前途必然光明。这激发了他们极高的政治热情，积极进取，以天下主人翁自居。眼下虽一介寒土，说不定某日便可拜将入相，号令天下。所以宋朝士子胆力充沛，敢于指点朝政，各抒已见，过激语言的出现似乎是常事。纵观历史上各个朝代，文人待遇最高无疑是在宋朝，赵匡胤的墓碑上甚至刻有“我朝不杀士大夫”的遗诏。正是宋太祖对待文化与文人的优渥大度，才有了宋朝文人士子的慷慨大气，其文章大有吞天沃日之势，仿佛回到了“士贵君轻”的战国时代。当然，宋代的散文中也就现出了战国散文的纵横恣肆。我想，那时文人的人格与气质应是大写的。再者 ，如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等文，无不表现出宋代文人强烈的参政意识，读着他们的文章，一个个有着文士身份的“赳赳武夫”形象便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
然而将宋代散文与唐代边塞诗相比，不难发现少了几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迈与自信，平添了几分凝重与惨淡。《六国论》一文虽言辞铿锵，极力呼告——战未必不能胜秦，其抗战到底的决心让人振奋，然而结尾提出朝庭若不吸取六国破灭的教训将会有亡国之虞的警告，看得出深切的忧患意识。在其它宋代散文中，这种如履薄冰，忧心忡忡的神情姿态也是很多的。如宋初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记载了身处边疆的唐河店妪凭着机智与勇敢巧杀敌酋的故事，同时分析了边疆战事数败于辽的原因。试想一个国家到了要老妪杀敌自保的境地，其国力政权的孱弱可想而知了。所以《杨家将》中出现了大宋无人、十二寡妇征西的悲剧。武将军人频频败北，后方的文人更要呐喊疾呼了，他们往往从国策方面指斥时局，强烈的责任心、忧患意识跃然纸上。正是整个宋代政治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导致了有宋一代散文浓重、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
当然，如果苏询在《六国论》里一味空喊守土卫国，与虎狼暴秦抗战到底，往往会招致“书生大言欺人”的指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激情撰文的同时，也做了冷静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他先指出了楚、魏、韩三国割地求和的弊端：“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后形象地描述这样做的结果：“……起视四境，秦兵又至矣。”接着，语气沉痛的引出道理：“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故宜然。”这番话语突出了暴秦贪得无厌的嘴脸和三国为求一时安宁割地妥协的糊涂和怯懦，鲜明的揭示了三国的退让正是刺激秦国贪欲的催化剂、灭亡也理所当然的道理。表面看似评价六国之事，旨在抨击宋王朝向辽、西夏纳币岁奉的苟安之策。段末引苏代“抱薪救火”之喻更是画龙点睛、入木三分，令人联想到赵宋天下危在旦夕的可怕命运。
作者在指出“割地赂秦”导致三国实力迅速削弱的同时，不忘向纵深挖掘六国崩溃的另一重要因素，即“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继而在第三段逐次分析了齐、燕、赵三国相继灭亡的原因。其原因可概括为“用武而不终”。齐人附秦，尽丧国势；赵失良将，自毁长城；燕国小而后亡，用兵之效。对这三国灭亡的原因推究时，作者始终围绕着战与不战的话题论述，与前文照应，文气贯通，为论点的推出做张本。通过这点不难看出，宋代散文特有的重分析论理和作家鲜明的缜密思路，恰恰是与前代文人的明显区别。
老杜有诗曰“读书破万卷”，意中满溢着自矜，因为这在唐代尚是比较罕见也令人钦羡的现象。而在宋代就不是什么稀奇之举了，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陆游之辈，皆为饱学之士，他们在文学以外还有经史佛道、杂论异趣之著，不但读，而且写，万卷何足夸？我们清楚，文化修养的高深，使作家更善于深刻思考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更善于缜密地揭示自然和人世万物的真谛。而在宋代，重视文治教化，创设了学者型文人生长的环境，教育的发达和印刷业的兴盛又促使文人没命的藏书、读书，因而滋养了大批博闻强识的学者，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即如这篇《六国论》以及欧阳修的〈朋党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均为精思熟虑、细致推敲、文质兼美的佳作。
综上所述，苏洵以及宋代作家的散文，透射出强烈的参政意识，积极的进取之心，摄人的论说力量。鉴于宋王朝国力军政的积贫积弱，四邻环伺虎视的尴尬局势，那个时代的作家又产生了浓厚的忧患意识，于是便在文中曲尽衷肠、精心剖析，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向朝廷呈献破敌制胜的方略。他们的作品，冷静的论述多于浪漫的抒情，诚挚的忠告多于愤怒的空喊，表现出宋代文人及其行文特有的沉郁和理性——仅从〈六国论〉一文，便窥得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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