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初读的人文情趣与当今教育的“文化贫血”（之二）
文/闲数落花
所谓“蒙学”，即为儿童的启蒙之学。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承中，“蒙学”读本功不可没。而蒙学的普及，则为历代儿童在初初接触识文断字的洁白清纯心灵，播下了中华民族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种子。蒙学涉及到的文化学识，其知识面之广，其义理之深，也许是一般儿童少年一下子很难彻底弄懂明白的。但是，既然在他们的心灵中，有了这种子在萌芽，那么，随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汲取社会生活的风雨和人情世态的营养，以及对各种文化知识的接收与融会贯通，慢慢就会用他们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感悟来加深对蒙学的理解，使这蒙学的种子得以发芽幼苗，茁壮枝叶，开花结果，获得丰收，并成为他们人生取之不尽的思想文化营养。
历代的蒙学，其内容大致相同或相似，基本上都沿着民族“根文化”的累积、扩展、纳新和丰富这条思路向前发展。而蒙学的形式则颇多变化翻新，从最简单的仅仅为教儿童识字认读，到写字描红的习字本，到精选适合幼儿可以听读明白的教愚化贤的故事，直至含有人生义理的典章典故，并逐渐引领儿童少年阅读和思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其循序渐进的思路，至今看来也是非常清晰，并具有比较科学的教育方法与思想理论指导的。现今可以从古典书目索引或蒙学辑要中看到的历代蒙学读本，大约有六百多种。这些成书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学读本，同样在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与实践的检验后，绝大多数已经失传。而在民间被不同经济阶层和文化程度的人们，按照各自对儿童启蒙读书所需要的内容形式选择要求，保留在旧时代的民间私塾、教馆村学、家学书斋中的蒙学读本，才是真正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启蒙之学。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
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清代学者梁绍壬在这首俳律体戏说《村学诗》中，将古代私塾的蒙学读书情景。非常形象传神、生动具体地描绘出来了。想来那时在私塾中启蒙念书的儿童少年，就是以《百家姓》《历朝鉴略》、《千字文》、《神童诗》为最早的读本的，只有其中优秀的学童，才去进一步通读《大学》和《中庸》，进入较高层次的文化深造与个人学识发展。笔者曾经阅览或检索过流传在民间的蒙学读本，以一己之见，则认为其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启蒙之学的读本，当属识字读本《上大人》，实用读本《百家姓》，初教明理读本《三字经》，人文知识读本《千字文》，蒙童只有在学好这些蒙学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入伦理道德、思想学识和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有所为”的人生境界。这是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也是学有所成的必由之路。记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笔者幼年最初走进村学私塾，那位患严重腿疾而瘫痪的老私塾先生，给我们一帮乡村孩子识字认读的教材，就是《上大人》。这是一篇简单得只有20多个字的课文：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之乎者也！
别小看了这20多个字的功能作用，它们可比如今上幼儿园开始认读的“人、手、口、刀、马、牛”要有内涵有文化得多！只要查阅一下“敦煌文献”中有记载的儿童习字，就可以知道，这《上大人》的认读识字课文，早在唐代就广泛用于儿童的启蒙读书了。再仔细审读一下这些看似单独的文字，我们可进一步知道，它们不仅笔画少，有音韵，很顺口，启蒙的儿童容易认读记住，而且每一个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用其中的某一字作为偏旁部首再去组合别的笔画，就能连接出许多新的字。如果经过教习蒙学的私塾老师给孩子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则这些貌似没什么意义的独立字，却包含着很多的传统人文义理和蒙学教育的功能目的。
记得私塾老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认识了这些字的我们讲说过：这些字讲的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尊敬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故事。孔夫子是我们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是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呢，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懂礼仪……
这些简单的文字，就在蒙童学读伊始，就明白地记住了谁是读书人的至圣先师，孔子教育的学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做人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乡野私塾里，蒙学初读不仅让蒙童在浅近的文字中，初次接触到了中华文化的根基，而且在这些充满人文情趣的诱惑力中，大致知道了读书要读什么书，做人要做什么人的道理。《上大人》究竟成文于什么年代，至今无从考证，但至少应该在唐代以前吧。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卷佚残稿，属于中唐时期的遗卷，而那时它已经流行在民间，并被蒙童作为习字描红的作业，并藏之于莫高窟中，可见其流变时代已经深远，普及非常广泛了。
在后来的社会生活经历中，让笔者感到《上大人》课文的义理精妙与广泛流传在中华民间的生命力之盛，则同样源自于乡村中能识字与不识字老百姓，对它的熟悉程度和理解程度。那些并不认识“之乎者也”的乡村农民，他们几乎都能随口诵读出《上大人》的全文，而且对它的理解也几乎接近私塾老先生对我们的讲述。更有趣味的是，在偏僻的乡野，有一种在民间流行的游戏扑克类型的细长型纸牌，人们叫它“花牌”或“搓牌”。这种纸牌每张牌面上标明的牌号字，也是按照《上大人》的文字编排的：“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人们就在闲暇的玩乐中，将蒙学初读的人文情趣，融义理教化于生活之中，也化解生活压力于蒙学义理之内。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在这普通得没有任何“国学”深奥和文化负担的情景下，平淡自然地流传在人间，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华夏民族的心灵。
依笔者所见，中华民族文化的承传，其实就是这种“根文化”的保留与萌芽，它不是刻意做作的弘扬，也不是恣意炒作的喧嚣。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事业，就应该牢牢地扎根在这民族的“根文化”土壤里，从中汲取丰厚的传统文化的营养，让幼芽茁壮生长。然后，再帮助这有了健康血液、血脉支撑起来的学子，充分博纳广取，吐故纳新，努力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让他们具有多种人文内涵融合成的文化科学知识底蕴，方能成长为参天的栋梁之材。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脉民族文化的清泉，其实就在华夏民族的河岳山川之中，它生生不息地自然流淌，也在普通百姓的口耳相传和心灵感悟中，阒无声息地在每个人的心灵的“根文化”中，拥有人生的四季，年年月月萌生新芽，蔓生出一片富于旺盛生命力的华夏文化的萋萋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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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闲数落花
所谓“蒙学”，即为儿童的启蒙之学。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承中，“蒙学”读本功不可没。而蒙学的普及，则为历代儿童在初初接触识文断字的洁白清纯心灵，播下了中华民族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种子。蒙学涉及到的文化学识，其知识面之广，其义理之深，也许是一般儿童少年一下子很难彻底弄懂明白的。但是，既然在他们的心灵中，有了这种子在萌芽，那么，随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汲取社会生活的风雨和人情世态的营养，以及对各种文化知识的接收与融会贯通，慢慢就会用他们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感悟来加深对蒙学的理解，使这蒙学的种子得以发芽幼苗，茁壮枝叶，开花结果，获得丰收，并成为他们人生取之不尽的思想文化营养。
历代的蒙学，其内容大致相同或相似，基本上都沿着民族“根文化”的累积、扩展、纳新和丰富这条思路向前发展。而蒙学的形式则颇多变化翻新，从最简单的仅仅为教儿童识字认读，到写字描红的习字本，到精选适合幼儿可以听读明白的教愚化贤的故事，直至含有人生义理的典章典故，并逐渐引领儿童少年阅读和思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其循序渐进的思路，至今看来也是非常清晰，并具有比较科学的教育方法与思想理论指导的。现今可以从古典书目索引或蒙学辑要中看到的历代蒙学读本，大约有六百多种。这些成书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学读本，同样在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与实践的检验后，绝大多数已经失传。而在民间被不同经济阶层和文化程度的人们，按照各自对儿童启蒙读书所需要的内容形式选择要求，保留在旧时代的民间私塾、教馆村学、家学书斋中的蒙学读本，才是真正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启蒙之学。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
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清代学者梁绍壬在这首俳律体戏说《村学诗》中，将古代私塾的蒙学读书情景。非常形象传神、生动具体地描绘出来了。想来那时在私塾中启蒙念书的儿童少年，就是以《百家姓》《历朝鉴略》、《千字文》、《神童诗》为最早的读本的，只有其中优秀的学童，才去进一步通读《大学》和《中庸》，进入较高层次的文化深造与个人学识发展。笔者曾经阅览或检索过流传在民间的蒙学读本，以一己之见，则认为其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启蒙之学的读本，当属识字读本《上大人》，实用读本《百家姓》，初教明理读本《三字经》，人文知识读本《千字文》，蒙童只有在学好这些蒙学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入伦理道德、思想学识和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有所为”的人生境界。这是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也是学有所成的必由之路。记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笔者幼年最初走进村学私塾，那位患严重腿疾而瘫痪的老私塾先生，给我们一帮乡村孩子识字认读的教材，就是《上大人》。这是一篇简单得只有20多个字的课文：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之乎者也！
别小看了这20多个字的功能作用，它们可比如今上幼儿园开始认读的“人、手、口、刀、马、牛”要有内涵有文化得多！只要查阅一下“敦煌文献”中有记载的儿童习字，就可以知道，这《上大人》的认读识字课文，早在唐代就广泛用于儿童的启蒙读书了。再仔细审读一下这些看似单独的文字，我们可进一步知道，它们不仅笔画少，有音韵，很顺口，启蒙的儿童容易认读记住，而且每一个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用其中的某一字作为偏旁部首再去组合别的笔画，就能连接出许多新的字。如果经过教习蒙学的私塾老师给孩子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则这些貌似没什么意义的独立字，却包含着很多的传统人文义理和蒙学教育的功能目的。
记得私塾老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认识了这些字的我们讲说过：这些字讲的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尊敬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故事。孔夫子是我们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是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呢，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懂礼仪……
这些简单的文字，就在蒙童学读伊始，就明白地记住了谁是读书人的至圣先师，孔子教育的学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做人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乡野私塾里，蒙学初读不仅让蒙童在浅近的文字中，初次接触到了中华文化的根基，而且在这些充满人文情趣的诱惑力中，大致知道了读书要读什么书，做人要做什么人的道理。《上大人》究竟成文于什么年代，至今无从考证，但至少应该在唐代以前吧。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卷佚残稿，属于中唐时期的遗卷，而那时它已经流行在民间，并被蒙童作为习字描红的作业，并藏之于莫高窟中，可见其流变时代已经深远，普及非常广泛了。
在后来的社会生活经历中，让笔者感到《上大人》课文的义理精妙与广泛流传在中华民间的生命力之盛，则同样源自于乡村中能识字与不识字老百姓，对它的熟悉程度和理解程度。那些并不认识“之乎者也”的乡村农民，他们几乎都能随口诵读出《上大人》的全文，而且对它的理解也几乎接近私塾老先生对我们的讲述。更有趣味的是，在偏僻的乡野，有一种在民间流行的游戏扑克类型的细长型纸牌，人们叫它“花牌”或“搓牌”。这种纸牌每张牌面上标明的牌号字，也是按照《上大人》的文字编排的：“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人们就在闲暇的玩乐中，将蒙学初读的人文情趣，融义理教化于生活之中，也化解生活压力于蒙学义理之内。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在这普通得没有任何“国学”深奥和文化负担的情景下，平淡自然地流传在人间，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华夏民族的心灵。
依笔者所见，中华民族文化的承传，其实就是这种“根文化”的保留与萌芽，它不是刻意做作的弘扬，也不是恣意炒作的喧嚣。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事业，就应该牢牢地扎根在这民族的“根文化”土壤里，从中汲取丰厚的传统文化的营养，让幼芽茁壮生长。然后，再帮助这有了健康血液、血脉支撑起来的学子，充分博纳广取，吐故纳新，努力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让他们具有多种人文内涵融合成的文化科学知识底蕴，方能成长为参天的栋梁之材。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脉民族文化的清泉，其实就在华夏民族的河岳山川之中，它生生不息地自然流淌，也在普通百姓的口耳相传和心灵感悟中，阒无声息地在每个人的心灵的“根文化”中，拥有人生的四季，年年月月萌生新芽，蔓生出一片富于旺盛生命力的华夏文化的萋萋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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