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 (2/58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

 

东林党-简介

东林党人雕塑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 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东林党

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七年明思宗 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东林党-党争

东林书院

神宗时期，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

神宗时期，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身不再起用。

东林党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但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遭到重大打击。直到崇祯即位处死魏忠贤才有所抬头。后来，东林党的残余势力一直与权臣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的灭亡，前后达40多年。

高攀龙

1．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预，同善会的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方式，表明东林党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民瘼的单纯的学术流派。由于政治方面的影响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的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集团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是东林党这一政治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表现出东林党人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从完全依附向独立自主转变，是形成独立政治人格的开始。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传统依附型政治文化构成冲击，其结果将导致政治文化的变迁。

2．反传统的思想主张。反对君主独裁，是东林党人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顾宪成主张“散权”，实质是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无疑有了民主的要求。关于为政的标准，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刘宗周对崇祯帝说“流寇本朝廷赤子”，并大胆提出皇帝应与大臣分任其咎；又从“重民命”这一思想出发，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东林党人坚决抵制释、道二教对国家政治及学术的消极影响，因此顾宪成等人僻佛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出最早的开放意识。

3．经济方面，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从高攀龙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救荒的建议。他还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犹如谴责万历皇帝的檄文。刘宗周提出自亲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从生理”，迫使宗室成员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还提出亲王常禄之外，不赐庄田。陈龙正提出招南人巨贾垦荒于畿辅、河南、山东，“累朝永不起科”，开荒者无人身依附性赋税义务，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体现出更直接的商业目的。

４．通得天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主义相类似，东林党人多以托古的方式提出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抛开旧的形式，显示出一个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东林党人思想主张的主要特点，是有了“吾辈合并为公”的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因而他们不再事事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为标准，体现出一种非君的人文主义精神。东林党人的进步思想和反抗专制的斗争实践，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思想界的启蒙运动，他们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已十分接近，两者属同一体系，并有前后传承关系。

1．不讳言“党”及“朋党”理念的变化。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认识。他们不讳言“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这一变化，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意识。在高攀龙、钱一本看来，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没有必要以无党自命。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英国近代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其萌芽时期，各自的名称都来源于对方的漫骂，社会在转型时期，政治文化上会有某种类似的变迁。自东林书院讲学始，由于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各地同道公认的领袖。这种“通乎天下”的联盟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讲学的规模，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领袖也不仅仅是单纯学派的领袖，如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2．控制国家权力的意向。英国两党曾因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王位继承问题牵扯着深刻的宗教问题。明代万历朝国本问题，也影响着政局的发展方向，东林党人将立储看成天下之公事。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内阁，完全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与皇帝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能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的目的。李三才“诚世道所赖”，是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是政治参与的体现。

东林党希望在国家事务和体制运作中处于主要的地位，是近代因素出现后，君主权力衰落并被逐渐分解的必然过程，是民主形式发展史上的必然现象。

3．东林党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要求。在阶级划分上，东林党人虽然属于中、小地主阶层，但确切地说应是这一阶层中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是他们思想上接近下层群众并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天启朝冤狱大兴，东林党人以“撑住乾坤”的精神行了坚决的斗争。苏州市民公开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形成了带有暴力特征的反专制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表明，东林党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来自简明中国古代史（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