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地（惊悚、悬疑）完结篇 (12/308)

下葬那天，“老叉子”哭得死去活来，昏倒了好几次，村人也象征性地洒了几滴眼泪，之后她就被埋进了东北园，没有火葬。母亲说，她的死是老天对大罕的报应。因为在她死的前一周，大罕为了赚点钱，跟村人说，耕地时不小心把父亲的棺材犁开了，骸骨暴露在晴天烈日之下，很不好，为了表达孝心，他决定把父亲的骨头捡起来，重新打造一副棺材放进去，于是就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村人在心里骂着，但也都参加了，喝了酒，吃了菜，就得给钱。

“老叉子”大概是因为年轻时经常被扒光衣服，养成了习惯，积重难返了，每逢夏天，她总光着上身。我从发情时起，见过的最早的女人的乳房，便是她那垂下半尺、枯瘪不堪的“变形痰盂”。

雨点越来越大，落势越来越急，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就是一声霹雳。父亲和我都没有带雨具，头发全湿了，雨水从额上滴下来，视线一片模糊。父亲说，不拉了，只需要将麦捆码起来，码成“金”字形，回家拿塑料布来盖。然而，当我从地西头的老柳树下拎起一个麦捆时，发现底下赫然盘着一条花斑小蛇。我赶紧找棍子，打蛇是我们童年时最刺激的游戏，但棍子却找不到，没办法，就去折大罕家的桑，边折边紧张地回头看那小蛇的去向，但见它在刀尖一般的麦茬上自如地游动着，身法轻盈、俊逸，线条优美，从我脚边惊慌地滑过去，钻进了“嫚子”的坟里，坟跟很多坟一样，上面有个窟窿，有的是蛇窝，有的是兔窟，刚好容得下它小巧的身子。

父亲见我在折人家的桑，怕惹麻烦，大声叫道：“过来！”

“已经断了，就折下来吧。”我苦笑着说。

“我看你的肉又长尖了！”父亲原想过来打我，但却突然刮起了一阵阴冷的旋风，席卷两米高的桑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绿色的旋涡。我见蛇进了洞，就放弃了桑枝，但旋风却让我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听母亲说，去年“老柴头”在稻地里拔草，被旋风裹住了，嘴都歪了，好几天都不能讲话。我站在旋风外，有父亲在，倒不是很害怕。但父亲看起来似乎比我紧张，脸色惨白不堪，手脚明显地隐隐发抖。我叫他，也不应我，盯着桑田，眼珠一动不动。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嫚子”的坟头上杂草丛生，掩没了今年清明节新添的那块土。旋风逐渐向北移去，父亲回过神来，只说一句：“回家。”

“还没有码完呢？”我说，心想现在要是码完了，中午就不用过来了。
“不码了！“他不耐烦地说，边说边急急忙忙地往地头走。
“车呢？车不要了？”

“放在地里！中午来拉！”他已走到老柳树下，脚步越来越快，我满头雾水地跟在后面，到后来几乎是跑着回去的，且不时地回头。回到家，被母亲骂一顿，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也要把车子拉回来啊！车轮子要是被偷跑了，看你怎么办？”
父亲坐在桌边，头深埋着，一声不吭地抽烟，衣服也没有换，板凳被浸湿了，又被母亲骂了几句。
早餐是粥、煎饼、咸菜、一盘绿豆芽。父亲让我洗个酒盅，母亲叫道：“大清早就喝酒！酒鬼啊！”父亲仍不理她，连干三杯，脸上才泛起点红晕。

早饭过后，母亲一边洗碗，一边督促父亲穿上雨衣去东北园把麦捆码完、把车子拉回来。父亲叫上二叔。二叔家在东北园也有一块地，就在我们家地的东头，已经割了，还没有码起来。从昨晚乌云密布、闷热无风到现在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母亲一直喋喋不休地责怪父亲干活拖拖拉拉，假如积极一点，那一亩三分地的麦子早已堆进了粮仓，好在只剩下那一块地了。父亲走后不久，家里来了三个婆娘，加上母亲，四个人打“对花”。

父亲和二叔回来的时候，面色都很凝重。路上听从县城批发化肥回来的四表叔说，今夜有地震。一下子屋子里全沸腾了，却又有些狐疑，倘若真的有地震，大队部的广播肯定是要通知一声的。但这种关系到生命的大事，大家都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便都各自匆匆地回到家中，安排布置防震。

母亲心事重重地做了午饭。午饭是白菜汤、煎饼、一盘辣椒。饭后，喇叭里真的广播了，只说是两、三级的小地震，把家禽和牲口圈好就行了。但村人不是这样想的，惟恐天下不乱一般，都把它看成是要出人命的大地震。孩子们原本是不怕的，但见大人都吓成虾米一般，便也私下里讨论今夜到哪里避难。母亲说，最好躲进父亲用来编笆斗用的地窖里，堂屋是青砖瓦房，很容易坍塌，接着又埋怨父亲三月份不该把茅屋拆了盖新房，假如塌了，那三千块钱就打水漂了。父亲今天出人意料的乖巧，母亲说什么，他都不与她计较。晚上，屋里点着煤油灯，全家人围坐在桌旁，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一般。晚饭只是一杯白开水，煎饼，和中午剩的辣椒。瓢泼大雨依旧泻个不停，雷声一个响过一个，震耳欲聋。母亲说，她就是死，也要死在堂屋，谁都不能动摇她决定和青砖瓦房同归于尽的坚定信念。

父亲用芭蕉扇将我帐内的蚊子赶了，叫我上床睡觉，说都是吓唬人的。我原打算是和伙伴们到打谷场上蹲一夜的，以为只要不睡觉，就不会死了，但他们都没有来找我，便胆怯地上了床，没想到一躺下就睡着了。夜里，只听见鸡圈里乱糟糟的，狗东跑西窜，鸭子扑打着翅膀，全都疯了一般叫个不停；菜橱里成落的碗、碟相互碰撞，“当当”直响。母亲问父亲，要不要把我叫出去躲躲。父亲说，只是小地震，看看再说。我哭着叫母亲：“妈，我害怕。”

六月二十一日。
下了一夜的雨，雷电不断。天刚破晓，大罕便跑来溜门了。这段日子，他总往我们家跑。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满脸麻子，满嘴黄牙，矮矮的个子，獐头鼠目的，一看就像个贼，头发乱糟糟的，经常借我们家的篦子篦虱子。

他恐慌地说：“夜里，一个雷劈下来，从窗口蹦进来一个大火球，一蹦一跳的，像个人一样，一会儿蹦到箱子上，一会儿跳到粮仓里，我不停地咳嗽，它也不跑。我想拿擀面杖赶它，又不敢，怕它一生气把整间屋子都烧了。大嫂，你说，是不是小春她妈来找我的，在屋里蹦了二十多分钟——这一场大雨，一场地震，一定都吓坏了。”

“这倒也没什么，前年大白天的，也不是有个大火球，从天上斜斜地飞过来，把我们家的树都打断了，好多人都看见了，那才吓人呢。”母亲说，“不过你抽空还是到小妹的坟头上烧点纸吧。”
“我也想去，但是妈不让我去。”

我起床后，先去茅厕，发现屋后的一棵白杨断了梢，大概是被风吹的。母亲心疼得要命。早餐是粥、咸菜、煎饼、油条。油条每人一根，母亲多分了半根给我。雨一直下到十点，刚停，太阳就出来了。母亲得意地说，这都是她信仰基督的结果。

今天的午饭提前了两个小时。十一点刚吃完饭，母亲就让父亲动身了，父亲去二叔家借了头牛。到了东北园，我特地打量了一下“嫚子”的坟，有桑遮着，湿漉漉的，只能看到草，雨后很鲜嫩。麦捆全湿了，地里积满了水。好不容易装满了一车，牛总拖着屁股不走，怎么抽打都没用，父亲让我到前面牵着鼻子硬拽，但牛像是存心和我小孩过不去似的，突然箭一般地向“嫚子”的坟头上冲去，边冲边叫，所向披靡，铺天盖地般地践倒了一大片桑，兴奋地爬上坟头，坟头瞬间就被踩平了，深深的踢印，像是接上了底下的棺木。平板车在两个轮子先后驶过田埂时翻了，车把似枷锁般紧紧地夹着父亲一起倒地。远远的，只见母亲慌慌张张地从芦苇帐那边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朝我们大喊道：“赶紧回去，培兰出车祸了！”

在104国道，离家五里的张木庄，肇事者已逃之夭夭，撇下二娘的尸体孤独地躺在路中央。据跟二娘一块去县城买化肥的“老柴头”说，一辆卡车从左前方冲过来，像是存心似的，紧贴着拖拉机疾驶而过，抵得车厢向右倾斜近45度，将二娘甩了出去，而此时右后方刚好又驶过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惊魂未定的二娘身上迅速地碾了过去，刚好碾中头部，顿时脑浆迸裂，血涂满地。

整个过程，听他说起来，就像蓄谋已久。

村里来了很多人。二叔昏了过去，被送进了三林镇人民医院。父亲在附近人家讨了一张旧草席盖在二娘的身上。村长召集了一帮血气方刚的青年，排成队，横站在国道上，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收费站，来往的车辆，见一辆，拦一辆，交了五十块钱，方可放行，不交便打。大家都早已气红了眼。从下午一点到三点半，拦了近三百辆车，其中还有一辆警车，他们明知是违法的，却因为想不出更好的法子，调头走了。后来交警来了，大家都散了。数数钱，一万多块，父亲从里面拿出两百请了这帮青年人喝了场酒，买了两条好烟平均分配。

二叔是村里最英俊的男人，母亲说，也是最有本事的。早些年，一直“贩条粮”，长途跋涉，到了云南、四川、贵州一带，赚了很多钱，盖了全村唯一的一栋二层小洋楼，娶了全村最好看的二娘。二娘打小就爱画画，画的是天上的仙女，所有的墙壁都贴满了，我的床头也有一张，因为是用铅笔画的，早已模糊不堪，纸张也已泛黄。嫁给二叔后，她就很少画了，先生了两个男孩，觉得没有女儿老来心灵孤单，便又要了一个，是女孩，却撞在了计划生育的枪口上，罚了三千块，二娘也被迫结了扎，扎后瘦了一圈。

二叔家道败落是在去年七月，二儿子错把农药当成橙汁水喝了。喝的是“增长素”，学名“920” ，用白酒稀释后，有点甜，且颜色是红的，调好后装在汽水瓶里，确实和汽水没什么两样。儿子死后，听说夜半总能听到嘤嘤切切的哭声，听似很小，也很遥远，但却异常清晰，萦绕在整个房间里挥散不去，满屋悲戚。二叔听了风水先生的话，借了一把猎枪，每晚睡前都要朝他孤独、弱小的坟头上空鸣一枪，枪声响彻云霄，总算断了哭声。但到了十月，未满四岁的女儿红艳却出了一场车祸，被慢得像蜗牛一般的拖拉机碾中了左脚，成了跛子。
大儿子曙光今年九岁，和我同班，我们形影不离。

二叔从医院回来，“收费站”已撤了，和村长商量了一下，既然尸体已面目全非，加上天气炎热，容易引来苍蝇，就不再往家里挪了，让村人回家开了一辆拖拉机过来，直接拉到县里火葬，同行的有二叔、我的父亲、母亲、“老柴头”和村长，到傍晚才回来。一下车，父亲和村长赶紧架住二叔。

二叔的脸色白得吓人，双手牢牢地抱着骨灰盒，脚拖着地，看到曙光和红艳从楼里出来，怔怔地看着他们，刚想开口说话，泪却先掉了下来，孩子们见往日一向坚强的父亲今天竟哭得像孩子一般，也都哭了。
进了楼，二叔挣扎着爬到正堂的八仙桌上，扯下了正墙上家家都喜欢贴的的老寿星画

我们到了东北园，天已破晓。找到母亲时她正趴在嫚子的坟头上，脸深深地埋进了泥土里，背上的衣服渗进了血肉里面，可以看见一道道清晰的带着血渍的柳痕。父亲叫醒她，问她什么都不知道，像是把魂丢了。
回到家，母亲要喝茶，茶瓶里没有，父亲让我赶紧去烧。我翘着脚往锅里添了两瓢水，盖上锅盖，抓了一把草塞进灶里，却点不着，连日的大小中雨使前几天堆进来的草都变潮湿了，于是我又往草堆里面抓了一把，却抓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拽出来一看，竟是一条孩子的腿，血红血红的，大部分的皮都被撕扯掉了，骨头清晰可见。

回到家，狗也回来了，嘴里衔着红艳死时穿的蓝色斑点褂子。父亲说，狗疯了。叫了三个男人，拿着扁担追了四、五里地，终于在一座桥上从两头夹击打死了它。
中午“老叉子”疯了，在村前的池塘边，村人络绎不绝地跑过去看。听说是在淘牛草的时候，看到水底有个人，却怎么都赶不走。我过去的时候她正用长长的竹竿往水里戳，累得两鬓和额前的头发都湿了仍不肯罢休。
大罕哭着去拽她，说：“妈，回家吧，她早就死了。”
“不！她还没死！她又回来了！我要戳死她！”她咬牙切齿地说，眼睛瞪得血红，满是皮的脸激动起来就像一个鸷毒的巫婆，她边戳边骂，“小婊子！有种你就出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我顺着她竹竿戳下去的方向，细细打量，清澈的水底的确藏着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红，泡得久了，皮肤惨白不堪，眼珠凸出，不管竹竿从哪个方向戳过去，她的嘴角都一直挂着笑，但这诡异的笑容并不能掩饰她眼睛里深深的忧伤。

我跟“老柴头”说，好像是嫚子。“老柴头”看看我，没说话走了。

夜里，我被水声吵醒，醒来正堂仍有水声哗哗作响。我点亮灯，端着，来到正堂。只见原本摆饭桌的地方此时放着一个装满水的洗衣盆，盆边母亲哼着轻柔的小曲正在替一个婴儿洗澡。
这是一个死婴，尸体早已腐烂，寥寥的几根头发，经手一拂，全脱落了。
我叫母亲，她抬起头看看我，又继续为他搓澡，但搓下来的全是皮和肉。
门开着，外面狂风肆虐。

那一夜，她被丢在村西头的打谷场上，夜里腹痛难忍，血流一地，叫声惊动了整个村子，终于将孩子生了下来，却是血肉模糊的死婴。

孩子没有了，女人也傻了。母亲用三毛钱一袋的牡丹牌雪花膏把她抹得香香的，卖给了老光棍李瘸子，要价三千。李瘸子代代单传，他父亲兴高采烈地就答应了。晚上母亲叫上两个婆娘，把女人的衣服扒光塞进了李瘸子的被窝里，但没多久，瘸子出来了，说不想，他父亲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他又转身进去，但这次出来得更快。没办法，母亲把钱退了，找到了大罕，大罕把牛卖了，但只肯出两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两千一成交。母亲和大罕各得一千，一百块钱两个婆娘平分。

7个月大的孩子被打掉了，女人能保住性命已是奇迹，想再生，已是不可能的了。

我叫母亲，声音很小，但还是惊动了她们纷纷伸直手臂指了一个方向，在嫚子的坟头上，母亲正在用锤子往“老叉子”的头上钉钉子，老叉子也不挣扎，也不叫唤，只见血溅如注，单调的“叮叮”声似附骨之蛆一般不绝于耳。钉完了“老叉子”，母亲还不罢休，又开始有条不紊地钉二叔，边钉边哭，泪和血混杂在一起，咸咸的，腥腥的。二叔也哭了，他哭着说，他对不起嫚子。

嫚子不是他从徐州火车站捡的，而是从云南贩过来的。

那几年，他和菏泽、滕州的几个朋友经常去云南、四川、贵州一带贩女人卖到河南一些偏僻的乡村。说是贩，其实是骗。二叔跟嫚子说，在我们家乡，像他这样英俊有钱的男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青砖瓦房和高楼，人们顿顿都有肉吃都有酒喝，有电视和电影看。他怕嫚子一个人嫁过来孤单，让她再介绍一些姐妹过来，好有个照应。嫚子乐坏了。

这从未有过的体贴和温柔，从未有过的神秘和奢华，从未有过的成熟和英俊，使一个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瞬时就融化了，欢天喜地地收拾行李半夜里就偷偷地溜了出来。

但到了河南，却只能看见眼泪了。不停地被转手，不停地被蹂躏，不停地被毒打，不停地哭泣。这些光棍有的若只是年龄大倒也还可以凑合着活下去，但大部分不是傻子便是残废，有的甚至一个姑娘要服侍兄弟两个，更有甚者，被其父亲染指，毕竟是花钱买的，虐待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所谓爱情，徒增笑料。

嫚子是最后一个被卖出去的，因为她怀上了二叔的骨肉。她原以为怀上了心上人的孩子，便可以拴住心上人的心，熟料仍被二叔卖了，卖到了安徽。泪水伴着她四个月，那是怎样的四个月啊！
那是泣血的四个月啊——是令上帝蒙羞的四个月！

她不顾一切地寻找二叔，以为只有二叔才能帮他，毕竟她一直还保留着二叔的骨肉。不管遭受怎样的虐待，都一直坚强地护着肚子，护着孩子。

她跟二叔说：“我只想每天都能看见你，孩子出生了，也能天天都看见你，你把我卖到你的村子里，不管卖给谁，我都听你的话，好好地照顾那个人。”

二叔想了很久，既然找上门了，定是很难打发的，于是便答应了。但她刚进村子的第一夜孩子就没了。